近來，在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建言獻策的熱潮中，一個經濟學界和教育界人士耳熟能詳的概念又被頻頻提起——“教育券”。有媒體直接以社論的形式發出呼籲：“制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旨在優化教育政策，促進教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以，不妨多做些諸如‘教育券’之類的政策創新。”

　　關於“教育券”的設想，堪稱經濟學説史和教育制度史上最優美、可愛的創新思維成果之一，自經濟學大師弗裏德曼提出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國迷之者甚眾。它的思路簡潔明了，邏輯如同剃刀一般鋒利——政府把教育經費折算成一定數額的有價證券（即“教育券”）發給每位學生。家長和學生可自主選擇收費標準不同的學校就讀，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不再受學區或學校類別的限制，而學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兌換現金，用以支付辦學費用。於是，學校間為爭取學生而互相競爭（爭取更多的學生就意味著爭取了更多的政府教育經費），就必須努力改善教育質量。開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場必然提高學校的效率和效能。

　　這一概念自2001年引進中國，于浙江省長興縣進行試驗，立即在學界和媒體獲得熱烈讚譽。其影響所及，延綿至今，仍有許多論者把推行“教育券”制度作為中國教育改革的治本之策。少有人知的是，理想的“教育券”制度早已經為實踐所否定。

　　最先承認這一點的，是其當初最熱情的鼓吹者之一、一向堅定地認為“市場從不失靈”的學者薛兆豐。2003年春，他的文章還鼓吹“教育券”的實施越簡單越好、越早越好，到了2005年底，即已另撰文章改口：“我一直認為教育券制度不僅能顯著減少教育經費的錯用，還能從根本上提高教育質量。這個觀點至今不改，但我也越來越意識到，教育券面臨三個根本的難題，使得它幾乎不可能實施。相比之下，大力發展民辦教育，才是提高教育效率的捷徑。”

　　兩年後，另一位同樣堅定地崇拜弗裏德曼的青年學者冀志罡，也公開提出“教育券制度應當緩行”。他説：“教育券雖好，卻不可行。一個好主意應該既優秀，又可行。真實的世界總是格外複雜，每個人都有利益所在，不像經濟學家手裏的數學符號可以隨意搬弄。”

　　在中國，若是連這兩位都認為教育券制度不可行，那就是徹底的不可行了。

　　再看實踐，“教育券”制度登陸中國的第一站——浙江長興，後來有何下文？中國青年報記者從當地官方獲悉：“因義務教育階段全免費，教育券已不再發放。”——弗裏德曼當初提出教育券設想，恰恰針對的就是美國免費義務教育由政府包辦的弊端。某種程度上，就是為治療義務教育這個病，才研製出來這麼一種藥。為什麼今天反倒因為患上這個病了，卻認為自己沒有再服這個藥的必要了呢？

　　因為長興當初真正試驗的教育券，雖然名字確實叫這個可愛的名字，但實際上卻根本就不是其學界熱情追捧者心目中的那個東東。弗裏德曼設計教育券的初衷，只是為了提高效率，長興搞的卻是公平優先；弗裏德曼設想的運行模式是“先發後選，官隨民選”；長興教育券卻是“先選後發，民隨官選”；弗裏德曼設想的教育券是激勵家長去選好學校；長興教育券卻是激勵家長去選弱勢學校。弗裏德曼生前如果知道他的教育券理論被中國人實踐成了這個樣子，九旬老漢恐怕也會抓狂的吧？

　　其實，雖然教育券設想提出55年來，在理論界一直熱度不減，但即使在其發源地美國，也一直沒能推廣開，至今只有幾個小城市在零散地試驗，而且其試驗的路徑也與弗裏德曼的初衷大有距離。如最早（1990年秋開始）試驗的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教育券計劃的申請者絕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國人；1996年秋天俄亥俄州也開始針對貧民學校實施教育券計劃。這種被社會學家加了料的、只發給窮人孩子的“排富性教育券”，為周其仁教授所堅決拒斥——我猜，當他撰文熱情誇讚密爾沃基的教育券試驗的時候，並不知道密爾沃基試驗的正是他所反對的這種排富濟貧的“偽券”。

　　弗裏德曼一生，曾經有過幾次類似的“邏輯冒險”。為了把政府干預的危險極小化，把市場的作用極大化，他提出過乾脆取消美聯儲，提出過取消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相比之下，發放教育券不算是最脫離實際的建議。作為純粹的理論思辨成果，它們的價值是一流的，甚至是偉大的。其作為對於社會實踐的警醒，譬如教育券設想對於政府辦教育之無可避免的低效率的警醒，也將一直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直接“拿來”制定改革方略？——還是別那麼書生了吧！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