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似無甚關聯的兩則新聞，其實可以比較閱讀：一是5月14日《山東商報》消息説，5月6日，距江西宜春市區80余公里的一個小山村，李細秀老人在外玩耍的5個孫子孫女在水塘溺亡，出事時老人曾向村裏求救，卻沒有找到1個能下水救人的年輕人；二是同日的《新京報》載文，中科院最近發佈報告稱，中國農業經濟水平比美國落後約100年。據分析，美國農業生産率是中國的90多倍，日本和法國為中國的100多倍。專家建議逐步取消戶籍制度，加快農業勞動力的轉移。

又見留守兒童的悲劇，不同的只是人物時間地點。在戶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觀之，公眾難免會發問：如果這些孩子都能待在父母身邊，多好！但如果換個角度發問：如果身強力壯又能下水救人的父母就待在孩子身邊，多好！奔赴城市還是駐守農村，還真是個天大的現實命題。《2012年社會藍皮書》數據稱，201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過鄉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過50%。再具體一點，早在2010年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指出，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就已達到2.11億人。青壯年“少小離家”，農村人口結構中已無勞動力紅利可言，農村家庭的空巢化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説，與留守兒童一樣命運堪憂的，還有中國農業。

中國自古有“歲稔年豐”、“強本節用”的傳統，農業從來就是立國之本，所謂本固邦寧，也因此，“不稼不穡”故多詬病。中國農業與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的差距，其實也就是現代農業起步較晚的差距——中國農業現代化起步大致時間是1880年左右，比發達國家晚了100年。這一百年，是現代農業向科技與結構要效益的關鍵節點。有一個數據是需要重視的：未來40年，中國需要把2.8億農民轉移出去，農業勞動力總數將從3.1億下降到0.31億。這剩下的0.31億，與轉移出去的2.8億，恐怕還不僅僅是量上的差異。

這樣的擔心，並非杞人之憂。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溫總理強調：“培養一代新型農民，鼓勵有文化和農業技能的青壯年農民留在農村，事關農業長遠發展。”事實上，我國第一産業從業人員佔社會從業人員比重已下降到38.1%，佔鄉村就業人員比重下降到63.4%，農業從業人員數量銳減，農業生産後繼乏人的格局正在加劇。中國農業要趕超百年落差，離不開青壯年的回歸與駐守。一者，勞動力是生産關係中的核心要素，一切的發展都離不開“人”，儘管生産效率解放了部分人力，但勞動密集型特點決定了中國農業在轉型前還有諸多“量”的工作要完成；二者，現代農業的特徵在於基礎設施與裝備，與之配套的是農業科技需要智力支撐，就此而言，高素質的新型農民是中國農業涅槃的關鍵所在；三者，培育青壯年新型農民是紓解“三農困局”的必經之路，中國農業的發展、中國農村的版圖、中國農民的定位，與青壯年的“他們”、“你們”、“我們”休戚相關，農民結構與素養問題，從來不單純是一個農業問題，攸關社會序列的穩定與和諧。

不是有危險的時候才想起青壯年農民，不是有需要的時候才想到培育農業接班人。重要的是，它當成為一種國家戰略。西歐國家在“二戰”後，工業高速發展、城鄉鴻溝擴大，於是這些國家相繼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農業經營者須獲得與其他職業的就業者同等的經濟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歐國家的經驗，在工業經濟騰飛之初，即1961年就制訂以縮小工農和城鄉差別、實現務農勞動者和其他行業勞動者收入均衡為目標的《農業基本法》……拿穩定的經濟回報和社會保障留住青壯年農民、以可期的夢想遠景與職業培訓激勵新一代農民——他們有未來，中國農業才可堪歷史的擔當與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