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兩則值得留意的新聞：其一是，廣州將原本規劃建設200米高的超高層商住樓修改為文化設施用地，由市政府收回用於建設孫中山紀念館。規劃部門表示，該地區位於老城區，緊鄰珠江及大元帥府，不宜進行高強度開發。其二是，南京為發展LED綠色照明，試點將一條路上的路燈全部改成LED節能燈，但這些價格高3倍、壽命不及兩年的LED節能燈的光效和節能效果一般。（新華網4月14日、中廣網4月15日）

　　上述兩則消息其實反映出相同的問題，即當初的決策，經過實踐檢驗，被證明為並不科學，需決策者對於當初的決策進行反思、論證甚至推倒重來。雖説迷途知返要好過一條道走到黑，但任何覆水難收的決策，都要付出相應代價，作為當初決策科學性不夠而付出的“學費”。

　　這些“學費”的代價是巨大的。比如，廣州回購當年的“地王”，至少要多付出一筆不菲的“違約補償金”，而且原業主已建成的3層地下部分，雖説可作為社會停車場使用，但政府在回購時，不僅要按市場價支付成本，而且按照舊規劃建設的地下部分未必符合新規劃的要求。至於南京的LED節能燈，不説別的，一盞燈政府需要多付出兩倍的價格，這就是一筆不小的公共財政開支。

　　如果當初決策足夠科學，這些學費完全可以不交。規劃固然需要隨著發展變化而調整，但廣州市這塊土地的規劃調整，完全不是發展變化的需要，像該地區位於老城區、屬於緊鄰珠江的景觀區及涉及大元帥府這一文物保護單位等條件，均為早已有之且是不變的既定事實，何以到今日才“恍然大悟”？高瓦數LED節能燈技術不夠完善，這難道是需要進行技術攻關的難題？或者需要進行上百盞的試點驗證才能發現？

　　之所以出現這些“小兒科”式的決策失誤，不是因為決策之初存在理性的局限，而是決策者缺乏足夠的決策責任壓力。適度的決策壓力是增強決策責任心的一個先決因素，一旦決策者缺乏足夠責任心，即便主觀上沒有不科學決策甚至錯誤決策的故意，客觀上也會由於漫不經心而造成決策重大損失。可就是這樣在公眾看來比較重大的決策失誤，人們往往看不到有人為之承擔責任，反倒是對新方案如何之好的大加褒揚。

　　如果決策的科學性總要靠“交學費”來檢驗，既説明在制度約束上存在難以有效防範甚至無端放縱“崽賣爺田不心疼”的不負責的任意決策行為，更説明公共利益在這些決策中出現了大量流失，因為檢驗決策失誤與否的“學費”都是出自由公眾納稅貢獻的公共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