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血氣”已經充分激發，海外投資已經成為資本市場上的“時尚”炒作題材。

　　中國海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急劇膨脹也帶來了風險的快速積累，接二連三的海外投資受阻和海外中國公民遇險事件在全社會激起了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防範風險的關注，要求政府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服務和支持的呼聲有日漸高漲之勢。其實，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起，政府就開始致力於不斷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新的支持促進措施了。

　　然而，假如説此前中國企業對投資海外“足將進而趑趄”，我們工作的重心應當是激發他們的投資熱情的話，那麼，時至今日，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血氣”已經充分激發，海外投資已經成為資本市場上的“時尚”炒作題材，我們已經無需擔心企業過分謹小慎微而貽誤海外擴張之良機，而是需要越來越多地關注企業過度激進和考慮不週的海外擴張成為風險源泉。因此，需要開始更多地強調遏制企業非理性的盲目投資熱潮。

　　我認為，在防範海外直接投資風險方面，政府需要積極地有所作為，但為此的一切作為都只能是有限干預：

　　首先，應以企業自救措施為主，政府保證機制為輔。儘管我國需要擴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和海外投資保險工具覆蓋面，甚至在海外武裝“護航”方面邁出一大步，但指望這些覆蓋全部政治性風險是不現實的。

　　其次，事前安排為主，事後措施為輔。指的是在完善跨國經營政治性風險應對體系時，最重要的是通過事前的主動安排降低遭遇政治性風險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風險之後通過補償、索賠之類被動的事後措施來化解。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國應對跨國經營政治性風險的成本。

　　企業自身也需要開展多方面努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以下幾點，例如採取正確的跨國經營策略，從源頭上降低政治性風險的發生概率。要考慮東道國法制是否完備、社會是否安定、與我國潛在政治摩擦情況等等。還應加快組織海外華人商會，借助集體力量增強海外華商抵禦政治性風險的能力；擴大與貿易夥伴國的交流，改善華商在海外的環境。特別重要的是與政界、商界、學術界和輿論界精英人士的交流，因為他們對東道國社會輿論能夠發揮強大的引導作用。

　　擴大與東道國社會的交流意味著一定的付出，我們國內需要為必要的付出創造適宜的理性氛圍。為此，國內民眾需要樹立大國思維，擴展視野，在對外援助等問題上不能被只顧眼前的“葛朗臺思維”綁架，應當根據本國綜合國力的增長，繼續適度有針對性地增加對外援助，並鼓勵企業與當地分享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