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鵬

　　據本埠媒體報道，廣州將在全市範圍內鋪開流動人員清查登記，強制要求流動人員辦理居住證。公安機關將加大對居住證的查驗力度，無居住證的將被處罰。流動人員無合法身份不得租房，而房東及用人單位不督促流動人口登記辦理居住證的，也將受到處罰。另外，如果出租屋內發生治安、消防安全事件，屋主將受到行政拘留等處罰。

　　這個消息著實讓人錯愕。強制流動人員辦理“居住證”，並對他們施以諸多限制的做法，與已進入歷史垃圾堆的“暫住證”制度何其相似。

　　有關這一行動出臺的背景和緣由，官方沒有詳細交代，不禁讓人做出這樣的猜度：或許迫於治安的壓力，或許迫於流動人員很難管理的焦慮，或許想要建立一種城市的“準入機制”，抑或，兼而有之？

　　然而，無論出於何種正當性的理由，任何強制的方式都要算做公共治理中的下下策。有關部門必須面臨的詰問是，究竟是什麼原因必須搬出這樣的下策，它能通過法律、行政倫理、公民權利的正當性檢驗嗎？

　　有關部門在為這項行動辯護時，言之鑿鑿地説，居住證非常重要，辦理了它，就可以享受很多“公共服務”。似乎，強制辦理居住證，是為了流動人口好儘管很多流動人員依賴於市場為生，並不敢奢望享受那些紙上的“公共服務”。

　　但不辦理居住證，就不具“合法身份”，就不能租房，還要被公安機關查驗處罰，就讓人莫名驚詫了。翻遍當下中國的法律文本，沒有哪一條法律如此規定。公安機關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檢查公民的“證件”，但同樣沒哪條法律規定可以對沒有居住證的流動人員進行處罰。所謂“執法者”，“執”的當然只能是法，而不能是其它東西。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以強制的方式推行“居住證”制度，其實構成了對公民身份證權威性的一種消解。居民身份證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身份證是為了證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可以説，身份證本身就是公民合法身份的最有力證明。以居住證，而不是身份證來作為公民行使權利（例如租房）的“資格證”，讓人懷疑，身份證以國家的名義所承諾的公民權利，在廣州難道無效了嗎？

　　而因為不督促流動人口辦居住證，房東和用人單位就要受到處罰，以及發生治安事件，房東要被拘留，就更不像是一種“執法”行為了。要處罰房東和用人單位，前提是他們對督促流動人口辦居住證有法定義務；而發生治安事件就要拘留房東，也得是他們有縱容包庇的行為在先，如果沒有，房東有什麼法定義務要對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責？

　　此種做法，多麼像是以“負責”、“連坐”的古老方式，把房東、用人單位和“居住證”制度死死地捆在一起。這樣，興許能夠建構一個嚴密的網絡，牢牢把握住對流動人口的管控。但與此同時，廣州也許正令人遺憾地返回它早已經超越的時代。

　　一個開放的現代文明社會，最忌諱給一個個群體貼上身份標簽，並以此為據給予不同的國民待遇，從而阻礙社會認同，違背契約倫理。用“居住證”來識別“流動人口”，本已不妥。而在管控的焦慮中，復活一些已被拋棄的做法，或做出一些未能證明其合法性的舉措，更是一種錯誤。這和一個素以開放、文明而著名的城市形象極不相稱。

　　我們不願相信，“暫住證”制度的種種弊端會以“居住證”的形式重生。但願有關部門能夠在制度上、行動上消除人們的疑慮，讓歷史的糟粕永遠被封存在歷史的垃圾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