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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網2016年3月11日
78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由此拉開了八年抗戰序幕。然而,日本國內圍繞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質卻仍認識混亂,特別是安倍政權的扭曲史觀和右傾化路線,值得警惕。
在2014年12月安倍搞“突然襲擊”式的眾議院選舉後,自民黨與公明黨執政聯盟勝出,安倍晉三很可能再當四年首相。這就給安倍留下充足時間進行各種政治運作,特別是實現自己的夙願——修正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安倍推行修憲之路可能未必順暢,但安倍繼續推行以修改“和平憲法”為中心的右傾化路線,仍可能給中日關係增添新的變數。
根據日本憲法,修憲議案在眾議院通過後需經參議院再次審核,若被參議院否決但經眾議院以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即可生效。自民黨與公明黨在眾議院獲得2/3以上議席,今後將可行使眾議院表決權,使一些被參議院否決的議案生效。然而,根據日本憲法第96條規定,即使國會提議修憲,還要由國會發動公投議案並獲得半數以上國民的贊成方可實施。為此,安倍認為需要發起一場“國民運動”,喚醒更多國民的修憲意願。
然而,與安倍意願相違的另一場“國民運動”早已興起,由大江健三郎(作家)、梅原猛(哲學家)等人發起組織的“(憲法)9條之會”,在日本全國呈燎原之勢,在各行各業各地,冠有“9條之會”名稱的團體達7500個(2011年數字)之多,然而,安倍卻對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的呼聲置之不理,堅持要修改憲法,其專制蠻橫態度與當年日本軍部領導人如出一轍。
70年前,日本在“戰後體制”下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經濟騰飛,使日本成為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大國和現代化國家,然而,如今日本領導人卻執意要擺脫這個曾給日本帶來巨大好處的體制,那麼,他們真的是為了創建一個比“戰後體制”更符合當今日本國情的新體制嗎?
辯證法認為,事物發展的整個過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諸環節構成的,日本戰後體制是對戰前體制的“否定”,而戰後體制延續了70年,戰後憲法未經修改地實行了68年,確實出現了一些不能適應當今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的缺陷和問題(例如不合理的選舉制度),終將會出現一種新的體制、一部新的憲法取而代之,從而實現辯證法意義上的“否定之否定”。然而,歷史在不斷前進,“否定之否定”絕非意味着回到上一次“否定”之前的狀態,而是周期性螺旋式的上升和前進的過程,具體到日本的發展道路,未來將可能出現的對戰後體制的否定,是對戰後體制的變革和繼承這兩者相統一的“揚棄”,更不是“回歸”到那個可怕的戰前體制,然而,把安倍所謂的“擺脫戰後體制”與他修正侵略歷史、強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等行徑結合起來看,不能不令人懷疑他對戰後體制的“擺脫”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是對戰前體制的“回歸”,讓“曾經的強權國家和極端國策重現”。
安倍的“擺脫戰後體制”帶有濃厚的“回歸傳統”、“回歸戰前”的色彩,是背離歷史前進方向的倒行逆施,不能不使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日本政府能否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産生極大擔憂,與此同時,也會對中日關係産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因為只有共走和平發展道路,中日關係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據日本共同社7月5日報道,安倍在重新考慮歷屆政府歷史認識時,關於政府見解的某些核心關鍵詞彙,多采用“定義尚未確定”或“沒有確實證據”等措辭,通過這種手法使結論難以被斷定,或間接否定原有歷史認識。典型的例子當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發表的戰後50周年談話。這篇談話的核心詞彙是“侵略”。但安倍當時在小泉內閣擔任官房長官,一方面引用2005年8月小泉發表的戰後60周年談話提及了“侵略”,但在其後的答辯中指出“當然還有如何定義侵略戰爭這一問題。談到該定義是否已被確定,那麼還不能説學術上已有確切定義”。安倍第一次擔任首相後的同年10月,他在一份答辯書中稱“國際法上關於侵略的定義有種種討論,不知道存在確切定義”。這是拐彎抹角的講法,有“無法斷定為侵略”之意。
2015年夏季,據報道“安倍將借二戰周年紀念之際發表其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人們將拭目以待。(作者係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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