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國家企事業單位的“隱性福利”，近年來屢次引起廣泛關注或質疑。如每月倒給500元話費的內部手機號；每年獲財政補貼數千萬的機關幼兒園等。最新的例子是，去年中科院以項目名義給在編職工發放近億元福利。在某些壟斷行業內，具有鮮明單位特色的福利五花八門。（8月14日《中國經濟週刊》）

　　隨著我國財政收入逐年增長並於去年首超10萬億，社會上關於提高全民福利待遇的呼聲日高。但福利水平並不由財政收入總量決定，而與人均財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密切相關，在人均方面我們排名世界100位之後，高福利離我們還很遠。然而，隱性福利氾濫的新聞卻暗示民眾，在某些行業內或許已是高福利。在這個層面上，收入差距被進一步擴大。

　　資料顯示，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已經上升到23倍；石油、電力、金融等行業收入一般要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0倍以上。在社會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因素中，既有初次分配（勞動者工薪）和二次分配（稅收）等方面的問題。但現在看來，也與隱性福利存在一定關聯。以“福利房”為例，可以理解成一人工作卻拿著多份工資收入。

　　毋庸諱言，能夠提供可觀“隱性福利”的大多是體制內的單位，尤以壟斷企業的高薪酬、高福利為甚。掌握政策資源的政府部門和享受資源的事業單位，其“隱性福利”擴張一方面是權力沒有受到嚴格約束，另一方面是財政預算與支出沒有得到有效監督。壟斷國企的“隱性福利”，則在於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上繳中央財政的力度太小。

　　所以，遏制過度和氾濫的“隱性福利”，既要從制度層面完善約束機制，也要採取有力措施遏制權力尋租。此外，還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隱性福利”氾濫，其實已對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倒逼之勢，唯有縮小貧富差距，增量普惠式的社會福利，才能為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鋪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