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

　　製表：陳 恒

　　製表：陳 恒

　　攜手走過金婚的朱譜強、謝松年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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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35年前，列夫托爾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妮娜》裏這樣描述。

　　近些年，各種幸福指數相繼發佈，國家幸福指數、國民幸福指數、城市幸福指數……然而，幸福，究竟是什麼？又該如何衡量？

　　日前由北京大學攜手中荷人壽保險公司發佈的《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報告》把對幸福探究的目光對準了身邊的普通人，繪出一份遍及全國20個城市居民的幸福地圖。我們好奇究竟哪個城市的人感覺最幸福，但我們更要思考的是為什麼當代中國人如此關注幸福？追求幸福的背後又彰顯出哪些民生訴求？

　　1.3/4的人感覺自己幸福

　　大約兩個月前，居住在遼寧省丹東市的李秀萍吃晚飯時，饒有興趣地向丈夫和女兒講起下班時在路邊隨意做的一份調查——這是一份關於幸福感的問卷。讓她覺得非常新鮮的是其中一個問題的三個選項：我比大多數人都幸福？我處於中間水平？還是大多數人都比我幸福？

　　李秀萍家庭和睦，工作順利，孩子學習優秀，父母身體健康，“我挺滿足，所以我選了A。”不過在丈夫那裏，他覺得自己會選B。

　　“沒有富豪，沒有貧民，而是絕大多數默默生活工作的普通人，就是生活中我們最熟悉的那些人。”李秀萍是主持此次調查的北京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專家何建新對準的調查對象，“具體來説，就是生活在城市、年齡在25歲到50歲之間、擁有自住房的飲食男女，八成以上都是本地居民。”

　　《報告》覆蓋了全國一、二、三、四線共計20個城市，調研收集超過2000份樣本量，最後結果顯示：在各省市幸福感排名中，遼寧省居民生活最幸福，其次是天津市及山東省。“遼寧省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及社會保險能夠帶來的保障力度相較其他地區更有信心；而天津居民不論老少，均感覺生活幸福，是幸福感最無年齡差異的城市。”《報告》同時顯示，北京居民在居住成本、物價水平、就業、社會發展預期和社會保障力度方面的評價很低，成為我國“幸福感洼地”。此外，上海市最“與眾不同”：男性的幸福感普遍高於女性。

　　在城市排名中，如煙臺、丹東等體量不是很大的中小城市排在幸福感前列；性別上，女性相比男性感覺更幸福；普通人的收入與幸福感成正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強；而年齡上，45歲以下的幸福感高於年長者，“中年人要承擔更多贍養老人與撫育孩子的壓力，這個結果同國際趨勢是一致的。”何建新分析。

　　研究最後提煉出國民幸福指數，“10分為非常好，1分為很不幸，最後得出的平均分是7.2分。證明3/4的人，也就是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何建新説。

　　2.一線城市處於幸福感低谷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狀態，另一面則是對社會價值的認知，或者説是一種心態。

　　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了幸福感？哪些因素會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碼？調查顯示，中國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碼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長”、“良好的人際關係”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則是“幫助他人”。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説，中國人不是以個體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際之中的。“多少年過去，這種狀況沒有太大變化，家庭仍是中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會最基本的單元”。何建新認為，這種特徵反映在生活裏是中國人表現出的非常矛盾的價值取向，“對待他人中國人顯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願募捐；但同時對親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滿溫情。”

　　“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國家，選擇做義工，幫助他人是許多人一生都要從事的職業。在他們的觀念裏，他人都是自己，關心他人就是關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個社會階段都有不同的特徵，隨著社會的開放與進步，中國人會慢慢通過全球化融合，逐步學習和補充這些元素，學會幫助他人。

　　雖然20個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顯的區域特點，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自身健康和未來的風險持擔憂態度。從幸福感來源的評價來看，中國城市居民在財務及社會環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説明中國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賴的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來自社會環境的變化。更有高達七成的被訪者認為贍養老人的資金開支較大，近八成被訪者認為目前子女教育的費用很高。

　　“正是由於對城市生活環境、個人發展預期、家庭財務收支等方面表現出更多焦慮，一線城市處於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線城市生活得相對更坦然，也與這些城市正處於發展的上升期有關，比如人們在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還可以享受到較低的通脹水平、相對合適的城市擁擠度等，都會讓人心生滿足感。“目前已經開始出現逃離一線城市的傾向，二、三、四線城市成為更多人的選擇，是一個很好的跡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著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福祉上升的同時，也在普遍承受著社會發展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給自身的相對壓力。

　　3.從個人感受到國家行動

　　“幸福是人類與生俱來思考的問題，所以關於幸福感的討論並不陌生。但是最近幾年開始不一樣，對幸福的研究開始從哲學層面落實到國傢具體行動的層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説。

　　曾經，GDP數字的高低，一直被視為衡量經濟績效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但是，隨著GDP代表的社會經濟進步與個人的生活感受之間産生反差，人們開始反思，是不是GDP這一衡量標準出了問題？

　　為了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2008年2月，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奇決定設立經濟績效與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由國際三大知名經濟學家擔綱研究社會發展的衡量標準。最後出臺的報告從GDP標準的缺陷、生活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三方面，建議主要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調整GDP的算法，用“國民幸福總值”（GNH）取代“國民生産總值”（GDP），糾正GDP社會發展的誤導。

　　類似的反思和行動國內也在進行中。去年開始，廣東、山東、河南等地相繼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寫入“十二五”規劃，納入幹部考核體系。

　　“在中國，關注幸福感，提升幸福感是一種社會進步。多少年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沒有這個理念，只有一個發展的理念。”在孫立平看來，發展主要是數量的概念，如果僅追求數量的增長，社會缺乏良好的理念、價值和方向，發展就會出現偏頗。“現在已經到了提出幸福感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幸福感與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的關係非常微妙，一般説來，相對封閉、生活安逸的社會幸福感更強，但是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提升生活質量的同時，也意味著把人類的慾望伸向了更廣闊的空間。一份調查顯示，由於相對落後封閉，不丹成為全球幸福感最強的國家之一；但是在電視、網絡傳入後，那裏的幸福感下降了。“傳統的幸福感與現代化是矛盾的。現代人面臨著在發展科學技術背景下，如何追求幸福的困惑。”孫立平説，既要發展經濟，提高生活質量，又要追求心靈的滿足與幸福，這是現代人對生活中平衡二者矛盾提出的新要求。

　　孫立平認為，今天的幸福不再只是個人感受，而是正在變成社會的行動、國家的行動以及政策的導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謀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環境，包括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社會安全感和制度預期。“促進安全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價值多元化，現在的中國人都瞄準了金字塔上那個尖，從小孩教育就開始，好像沒考上名牌大學就是人生的失敗。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需要價值的多元化，讓人生有不同的選擇，社會才能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