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憂患意識居安思危，以善抓機遇化危為機，是十六大以來的兩輪宏觀調控帶來的三大啟示。而科學發展觀的形成和發展，與兩輪宏觀調控經驗的總結密切相關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導向和搭配的變換為重要標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經歷了兩次重大調整：

　　其一，2003年以來中央針對我國經濟局部過熱、經濟運行偏緊等問題，開始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並於2005年結束了實施七年之久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其二，2008年11月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日趨嚴峻的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造成的巨大衝擊，提出了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宏觀經濟政策的這兩次重大調整雖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都針對了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並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表明我們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從中得到的經驗和啟示更是彌足珍貴。

　　2005年：財政政策從“積極”到“穩健”

　　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著眼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從1998年開始，我國連續七年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搭配模式，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這一政策組合的調整也成為大勢所趨。

　　在解釋為什麼由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轉向鬆緊適度的穩健財政政策時，中央明確指出這一調整是“有必要也有條件”的。這主要體現在：

　　一方面，我國經濟逐漸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開始進入新一輪增長期。在“投資規模已經很大、社會資金增加較多”的背景下積極的財政政策適時退出是適宜的；另一方面，在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同時，我國經濟生活中“投資需求膨脹的壓力依然較大”、“農業基礎還不穩固”、“物價上漲的壓力比較明顯”、“煤電油運十分緊張”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與此同時，經濟運行中又出現了諸如企業庫存增長較快、應收賬款繼續上升、非法融資現象有所抬頭等新情況新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經濟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進一步顯現。這些新舊矛盾的疊加、表面問題與深層次問題的交織，都使得實施財政、貨幣雙穩健政策成為必然選擇。

　　這輪宏觀調控正值科學發展觀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央多次強調要把科學發展觀作為檢驗各項工作的標準，並明確指出“這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貫徹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重大實踐”。

　　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環境矛盾尖銳，産業結構調整不合理、投資消費比例失調，城鄉地區差距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體制機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等問題顯然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因此，中央強調，有必要實行鬆緊適度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抑制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同時，繼續加大對“三農”、社會發展、區域協調和其他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增加對深化改革的必要支持，通過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