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國稅局長等11年前被槍殺案動機至今成謎

　　東方網4月11日消息：《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從甘肅省國稅局了解情況的官員及部分死者家屬處獲得證實：直至11年後的今天，這個案子“實際上依然沒有一個定論”。只是仍有許多“巧合”，以及線索碎片留給後人拼湊。

　　1999年11月10日傍晚，時任甘肅省國稅局局長的劉思義在省國稅局位於武都路單位家屬院的家裏被槍殺，一起被害的，還有他的妻子張鳳英、省國稅局副局長馬侃應、省國稅局信息中心主任郭蓉生。

　　四名受害者，五發“六四”式手槍子彈，槍槍奪人要害，沒有任何反抗的餘地。如此“乾淨利落”地殺完人後，兇手迅速逃離，數年未現真身。

　　這個被簡稱為“1110大案”的公安部部督大案發生以後，舉國震驚，蘭州更是全城沸騰，街頭巷尾無處不傳言。因為遲遲未破案，懸浮在蘭州城上空的猜測和疑惑越積越多，茶館酒肆演繹更甚。真相卻猶如空難後沉入大海的黑匣子，越發難尋端倪，也越發離奇神秘，各個版本的流言都試圖把它挖掘出來。

　　十餘年時光轉瞬過，被掩蓋在紛紜眾説之下的真相還能否被還原？

　　離奇兇案“不了了之”

　　兇案發生之後，蘭州市流傳最多的版本，是“經濟問題”説。不少人憑藉一般性的聯想，認定劉思義是收了別人的錢，但是又沒給人辦成事。行賄者一怒之下，殺人泄憤。究竟是收了哪個公司和哪個人的錢，説法又是不一。

　　最“三俗”的版本，是“情殺”説。傳言劉思義與甘肅省國稅系統的一位女同事發生“婚外戀”，結果被女方的丈夫發現。而其丈夫是公檢法系統的人，具備用槍殺人的技術條件，也具備反偵破能力，所以精心策劃之後，不甘“戴綠帽”的他于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潛入劉府殺人。結果不巧碰到另外幾個人也在，為怕暴露，索性一起殺了。

　　最荒誕不經的版本，還有“風水”説，“凶宅”説等等。基本都屬於市民階層將這一慘無人道的悲劇事件娛樂化傳播的變形版。

　　2003年8月17日下午，蘭州市曹家巷又發生了另外一起槍殺案。兇手是在武都縣人民檢察院工作過的當地國稅局前稅檢室副主任杜堯峰，被害人是長青房地産公司董事長劉恩謙，另有劉恩謙的兩個家屬被傷。

　　聞訊趕來的警察包圍了杜堯峰，在難以逃走的對峙中，他要求和蘭州市公安局領導通了一個電話。在電話裏，杜承認了1999年甘肅國稅局長劉思義等四人也是他殺的。根據後來甘肅省公安廳對新華社的案情通報，杜堯峰承認劉思義一案也是他所為之後，在警方的圍堵中開槍自殺。

　　自此以後，警方再也沒給出新的説法。兇手為什麼殺人？死者如何蓋棺定論？他們之間有什麼糾葛？兇手是否還有同夥？案件最後是如何定性？再無下文。

　　離奇的懸案又以如此離奇的方式“告破”，傳言非但沒有平息，又掀起了另一輪風潮。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從甘肅省國稅局了解情況的官員及部分死者家屬處獲得證實：直至11年後的今天，這個案子“實際上依然沒有一個定論”。只是仍有許多“巧合”，以及線索碎片留給後人拼湊。

　　甘肅省國稅局原信息中心主任郭蓉生的妻子張榴芳對本刊記者説：“郭蓉生的骨灰十年沒有下葬，沒有入土為安，我們就是為了等著給死者一個交代，給生者一個安慰。但是迄今為止沒有給家屬任何結論。按理説一個案子破了，應該有一個書面的説法和解釋，但是現在，就好像不了了之了一樣。”

　　她告訴本刊記者，對於多數人而言，再離奇的大案，時間久了就淡忘了。但是對於家破人亡者而言，那一幕，永遠是心底的一塊瘡疤，不管過多久，一想起來就難受。

　　“專業級”的殺人滅口

　　1999年11月10日星期三，提前從張家界出差回來的郭蓉生已經在辦公室裏跟信息中心的分管領導、副局長馬侃應爭論了一個下午。

　　郭蓉生的一個老部下告訴本刊記者，郭蓉生的性子特別急，總是不顧自己做過瓣膜手術的心臟著急上火。那天，是因為信息中心旗下一家新瑞公司的負責人人選問題，跟馬侃應爭執不下。白天沒解決，吃過晚飯之後，他又火急火燎地從家屬院2單元跑到3單元4樓馬侃應家裏去繼續討論。

　　馬侃應拗不過他，告訴他説，住對門的一把手劉局長從歐洲出差回來了，“咱們找劉局長説去”，於是兩人一起敲開了對面劉思義的門。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夜幕降臨，已經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在2單元家裏的張榴芳接到馬侃應妻子杜海珍的電話。杜焦急地詢問，她家老馬是不是和郭蓉生在一起。

　　“他不是到你家裏去了嗎？”張榴芳也開始著急。

　　杜海珍告訴她，兩人一起去對門找劉思義之後，再沒見回來。打劉思義家電話也沒人接。午夜12點都已經過了，兩人開始覺得有些不對。於是給劉思義的兒子打電話，又給省國稅局辦公室主任打電話。

　　時任辦公室主任的趙應堂從防護欄外翻進了劉思義家的客廳。黑暗之中，看見郭蓉生一個人坐在沙發上。

　　“郭主任，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呢？”前去推他的時候，趙應堂才發現他渾身是血。轉頭一看，馬侃應則倒在客廳的過道裏，頭部中彈，臉已經變了形，地上也都是血。而劉思義夫婦，則倒在臥室??

　　淩晨1點多，心慌不已的張榴芳下樓去，發現樓下的院子裏，110、120的車都來了。到3單元的時候，就已經聽到馬侃應妻子淒厲的哭聲。哭得她心裏直髮毛。

　　國稅局一大幫幹部家屬擁堵在樓道裏。4樓已經被公安局封鎖。另外一名姓楊的副局長將張榴芳拉到一邊，跟她説：“你要做好思想準備，裏頭髮生了一點事情，郭主任，劉局長還有馬侃應他們，都正在搶救。”

　　“他們當時跟我説正在搶救，但是實際上那時候人都已經不行了。”張榴芳對本刊記者説，“後來大家都説，兇手是專業級的，馬侃應還是個轉業軍人，一米八幾的個子，一槍就被打死。

　　我們家那個，更是還沒反應過來呢，坐在沙發上就被打死了，據説好像是打中的太陽穴，劉局長兩口子是逃到臥室裏被打死的??”

　　整個過程幾乎無人知曉，受害者也來不及發出任何信號。住在3樓的另一位姓孫的副局長也只是傍晚時候聽到過樓上“砰砰砰”幾聲響，沒有經驗，不知道是槍聲，還以為是桌子花盆什麼的摔到了地上。

　　未解“案中案”

　　劉思義等4名官員(2名廳級、2名處級)被殺一案迅速被中央領導批示，受公安部督辦，公安部還派遣了幾位彈道專家、指紋專家等到甘肅省協助調查。

　　甘肅省國稅局一位官員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當時公安局來了七八十號人，長期駐紮在新建不久的國稅局大樓裏。每天忙裏忙外，國稅局的每個人，尤其是男人都成了排查對象，“一個一個地過”。

　　“當時，稅務局的人，就低人一等。你沒法説什麼，人家都是把你當作懷疑對象。”該官員告訴本刊記者，還有一個離奇的插曲：公安部的專家來了以後，投入到查案狀態，但令人震驚的是，專家的箱子竟在住所遭遇失竊，於是公安人員又得去找重要的箱子??

　　8個月之後，案情沒有任何進展，警察撤出了國稅局大樓。

　　直到2003年，長青房地産公司董事長劉恩謙被殺之時，才冒出一個臨死前宣告對劉思義等人命案負責的杜堯峰，順帶告破了石沉大海三年多的國稅局血案。

　　本刊記者從甘肅省國稅局獲得證實，兩起命案實際上並不是毫無邏輯關聯，長青房地産公司的劉恩謙正是為省國稅局修建武都路家屬院的開發商。

　　甘肅省國稅局一位官員對本刊記者説：“可能是出於較為陰暗的心態，杜堯峰在交代劉思義一案的同時，把蘭州市國稅局局長時學勤也交代了出來，説是時學勤讓他去找的劉思義。”

　　該官員透露，時學勤旋即被採取強制措施。抄家的時候，有找出杜堯峰寫給她的信，裏面稱呼還是用的“姐”。時學勤和劉思義的私人關係也一直不錯，而杜堯峰也都跟他們認識。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國稅局與檢察院為了辦案方便，聯合成立了稅檢室，武都縣檢察院幹部杜堯峰到當地國稅局稅檢室當了副主任。

　　隴南地區一個基層的稅檢室幹部，是如何跟蘭州市國稅局一把手乃至甘肅省國稅局一把手扯上關係？該官員告訴本刊記者，國稅局內部比較認可的説法是，他們幾個人一起合夥在隴南開金礦。大家都出了錢，又從當地相關部門獲得權證，劃定區域開始找礦脈。

　　然而，採礦是要靠一定“手氣”的，到最後的結果很不幸，幾年下來，錢花光了，礦脈還沒找到。杜堯峰早已離職，到最後一無所獲，血本無歸，但是時學勤、劉思義卻“局長照當”，山不轉水轉。

　　於是，杜堯峰找到時學勤，從她那裏先敲了一些錢，又找她問清楚了劉思義的住所行蹤。

　　該官員告訴本刊記者，當天去找局長評理的馬侃應和郭蓉生，完全是誤打誤撞地撞到槍口上去了，純屬“運氣不好”。杜堯峰去劉思義家的時候，是馬侃應去給他開的門，開門後一轉身，就被從後腦勺開了一槍，而且兇手最後也沒搶多少現金走。由此種種，大家猜測，杜堯峰本來就是抱著殺人滅口的動機去的。

　　“時學勤也並沒有買兇殺人的動機，後來查了很長時間，核算她的財産，核算到最後有37萬元來歷不明。最後就以這37萬的財産來歷不明罪，將她判三緩三。”

　　由於案件最後沒有公安部門給的定論，所以這一切都只被國稅局幹部描述為“最符合邏輯的一種説法”。

　　十年生死兩茫茫

　　劉思義、張鳳英、馬侃應和郭蓉生的遺體在罹難之後一週左右火化。由於其時懸案未解，人心惶惶，並沒有舉行正式的追悼會，沒有結論也沒有評價，沒有一般人臨走時的“蓋棺定論”。4具屍體被化粧、整理後，親友簡單作了個遺體告別。這讓遇難者的許多親友都替死者感到“憋屈”。

　　劉思義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生前好友告訴本刊記者：“現在再來談這事，有些揭開別人舊瘡疤的感覺。劉思義是個樸實的幹部，那些傳言的什麼受賄、情殺之類的，全是胡説。但是作為一個廳長，就走得這麼不明不白，案子到現在也沒個説法，實在還是讓人難受。”他告訴本刊記者，十週年的時候，劉思義、張鳳英夫婦的子女搞了一個紀念，出了一本紀念冊，算是對父母的祭奠。

　　同是家破人亡，相較之下，張榴芳更有“屋漏偏逢連夜雨”之遭遇。她告訴本刊記者，郭蓉生死後，她拿到了按郭蓉生當時整年工資，大約近一萬元作為撫恤金。她的獨生女身體不好，輸血不慎又感染了丙肝，常年就醫。女兒大學畢業到深圳工作以後，她就離開了蘭州，到深圳照顧女兒和外孫女。賣掉蘭州房子的錢，外加退休金，用來補貼家用、看病、還深圳的房貸。同時，一直在等著破案，等著一個“蓋棺定論”。

　　2009年清明節，女兒在深圳買了一塊墓地，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將郭蓉生的骨灰安葬了。“畢竟已經十年了，再不入土，對死者不好，對活人也不好??”

　　2010年，張榴芳的母親也生病，她這才從深圳回到蘭州，同時，又執著地開始找各部門要“説法”。她在數封寫給現任甘肅省國稅局局長的信上寫道：

　　“對受害人郭蓉生遇害一定要有一個書面的結論。給我們一個交代??血案石沉大海。十多年是多麼漫長的歲月，我們遺屬的心每天都在流血，常常以淚洗面，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摧殘，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不是為了女兒，我都無法活下去??”

　　心理壓力不僅來源於血案未明。她告訴本刊記者，事情發生以後，馬侃應的媳婦視她如仇人，好幾次罵她：“不是你們郭蓉生把我們馬侃應叫去，馬侃應不會死！”

　　2011年春節，甘肅省國稅局給遺屬張榴芳發了3000元困難補貼，之後，本刊記者隨同蘭州市城關區國稅局的官員前往張榴芳在西固區租的臨時住所探望她。

　　作為蘭州城關區國稅局的退休職工，張榴芳從區局、市局一直找到省局，希望組織出面要一個“最終結論”。但是，她得到的，最多只是勸解和安慰。

　　同樣，從城關區國稅局，一直到省國稅局，所有接受本刊記者採訪的幹部也都無奈地説：“對於這個案子，公安部門也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書面的正式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