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多次參加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政策和體制文件的起草工作。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向中央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建議，並被採納。

　　記者楊于澤 實習記者劉晨 發自北京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隱身”在北京海淀區一個只有門牌號的院子裏，院子裏灑滿初冬的陽光。一間小會議室裏，墻上挂了一些歷屆的中央領導同志與研究會負責人的合影。本報記者在這裡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設計定型的歷程——

　　從“基礎性”到“決定性”

　　求知：你參加了6次中央重大會議的文件起草工作，包括3次三中全會？

　　高尚全：我先後參加過6個重要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3個三中全會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個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個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三個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3個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求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有關市場經濟的論述中被描繪成具有里程碑意義？

　　高尚全：歷次三中全會都是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候。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需細説，它的歷史貢獻是讓中國從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任務。

　　這一次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對市場機製作用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對於我國今後若干年改革具有綱領性作用，具有里程碑意義。

　　求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算不算對市場作用的理論論述的完成？

　　高尚全：2003年4月23日，在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溫家寶同志主持的大會文件起草小組會議上，我就提出“改革無止境，完善無止境”。當時文件要提“到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我講的意見當時是相當大膽的。因為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需要不斷調適。經濟體制可以更成熟，但是沒有徹底完善。

　　求知：你曾在中央學校給“省部級”講課時，講到城市就是城堡加市場，城市在計劃經濟時代叫城市，並不會稱之為“城計”。現在我們建設市場經濟，包括讓它發揮決定性作用，是不是對市場的回歸？

　　高尚全：社會有分工，就會有市場。市場經濟不是我們的創造，而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市場經濟的一個一般規律，我們必須遵循這個一般規律。過去我們搞計劃經濟，是主觀主義的做法。政府用行政手段硬性配置資源，事實證明行不通。

　　求知：你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你沒有直接提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意思是不是一樣？

　　高尚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建立健全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才具有競爭性。這是走向建立健全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基礎。

　　解凍：

　　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

　　求知：1984年9月你在北京西苑飯店請來一批經濟學家，請大家談談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商品經濟的問題。這是上級指示，還是你的主意？

　　高尚全：當時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我多次建議草稿中寫入“商品經濟”的概念，但都被否定了，有人認為最多只能寫上“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我當時擔任國家體改委局長兼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在這種情況下，就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建議以中國體改研究會和中國體改所的名義召開一次理論討論會，有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

　　求知：當時贊成的、反對的各佔多大比例？

　　高尚全：在會上，我首先提出，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經過大家的討論，取得了共識，提出了一些突破性觀點，比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只有發展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

　　求知：當時的經濟體制，是不是叫“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高尚全：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概念本身有點混亂。“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制度，而市場調節是一種方法。兩方面不在一個層次上。

　　求知：當年5月在太湖之濱舉辦了一次“價值規律”的研討會，孫冶方先生參加了並大講價值規律。據説“價值規律”當時都是敏感詞？

　　高尚全：孫冶方先生在1959年就是因為講價值規律遭到批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經濟領域，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規律。但直到上世紀80年初期，價值規律也是個敏感話題。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才特別強調了要遵循價值規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

　　求知：後來大家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但還是沒有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題？

　　高尚全：當時“商品經濟”也是相當敏感的，只能提“商品交換”。“市場經濟”的説法，就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了。認識是一步一步深化的，沒有人一開始就知道要搞市場經濟。

　　求知：你把西苑飯店大家討論的結果上報給了中央？報告怎麼説的？

　　高尚全：會議開了兩天，完了我就把結果寫成建議，上報給中央決策者。其中主要強調：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産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産的要求，自覺運用經濟規律。

　　求知：中央採納了這些意見？

　　高尚全：中央領導給予高度重視，這些意見被吸納進《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宣佈：“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中國改革史上的重大突破。

　　躍進：

　　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

　　求知：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前你也提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

　　高尚全：計劃與市場之爭已經爭議近100年了。我們提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當時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但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中説過：“哪有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産，哪就有市場。”在1986年一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我提過“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想探索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模式。

　　求知：學界還是沒有直接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

　　高尚全：當時社會上已經有一些學者提出過“市場經濟”的概念，只是這些聲音還只停留在民間，沒有在高層産生影響。當時的認識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存在市場，涉及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1987年我寫了《希望在改革的理論上有新的重要突破——對十三大報告（徵求意見稿）中計劃與市場關係的一點意見》，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都是一種手段和方法”，而且提出“用國家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

　　求知：這是政策建議，但在你的理論認識層面上，你當時的真實看法是什麼？

　　高尚全：理論認識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沒直接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是認識能力問題，另一方面受到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

　　求知：十四大報告為什麼能夠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高尚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在計劃與市場的爭論上有了科學結論，實際上是小平同志一錘定音。在南巡時小平同志講：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這個基礎上，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求知：真正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出全面部署是十四屆三中全會。

　　高尚全：十四大報告實現理論突破，十四屆三中全會搭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一是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培育和發展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三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四是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這幾個方面做好了，就把市場經濟的幾根柱子立起來了。

　　論述何以不能一步到位

　　求知：對市場作用的認識，為什麼不能一定到位？

　　高尚全：從觀念上説，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把“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提出來的，把“計劃”轉向“市場”是很不容易的。計劃經濟的弊端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暴露出來了，但囿于“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這個框框，誰也不敢在這方面有突破。

　　就改革的實踐而言，我們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體制主要是在傳統體制周圍逐步發展起來的，體現了“漸進性”的特點。所謂漸進性，就是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相統一這一指導思想在改革進程中的表現。

　　求知：你的著作和文章裏常用“體制改革”這樣一個概念，似乎比較少談論“解放思想”，你更關心“制度”問題嗎？

　　高尚全：35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每次改革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實現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

　　恩格斯1888年8-9月間到美國旅行，在回來的路上寫了《美國旅行印象》，他指出：創新和突破，首先是思想觀念的創新和突破，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機和活力的源泉。19世紀80年代美國為什麼發展得那麼快，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同老牌資本主義相比，他們很少有傳統思想觀念的羈絆。這為我們今天的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求知：從世界範圍來看，似乎不存在懷疑市場作用的問題，為什麼在我們這裡就需要花幾十年來獲得正確認識？

　　高尚全：中國的改革有自己較為特殊的困難和問題。

　　習近平同志最近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産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35年來，我們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同時，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産生，制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

　　求知：我們經常講“解放思想”，其中到底是思想不夠解放，還是既得利益作祟？

　　高尚全：過去條條框框很多，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言論。現在也還是有很多舊思維、舊觀念束縛人們的手腳，改革的思想障礙還是存在。同時既得利益也成為改革的巨大障礙。現在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礙。

　　走向民有民營民享的民本經濟

　　求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算不算理論認識的完成？

　　高尚全：從理論上講，經濟基礎是不斷變化的，生産力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上層建築和生産關係必須不斷與之相適應。從實踐看，完善市場經濟也是動態的。像美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也出現次貸危機，暴露出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也需要不斷改革，不斷完善。認識也沒有完成的那一天。

　　求知：你很早就強調轉變政府職能，提出實現政府職能由管制向服務方向轉變，這對於市場體制完善是不是具有決定性作用？

　　高尚全：長期以來，政府主導著市場經濟中資金、土地等最重要的幾種要素的配置，扭曲了市場價格，造成不良後果。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求知：轉變政府職能，目前還有哪些方面工作要做？

　　高尚全：一、簡政放權。第一要限權，第二要放權，第三要分權。

　　二、打破行政壟斷。由於行政性壟斷的存在，使我國經濟實際上存在著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尤其是基礎産業和公用事業領導中行政資源配置方式抬高了整個經濟運行的成本。

　　三、建設“法治政府”。政府要從過去強調管制向維護市場平等權利轉變，把維護和保障市場主體的權利作為法制的出發點和歸宿，從“允許”性規定向“禁止”性規定轉變。

　　求知：你一直強調調整所有制結構，似乎更傾向於發展非國有經濟，並一直提倡“民本經濟”？

　　高尚全：我一直強調，産權問題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個核心的問題。過去我們對所有制概唸有高低、先進與落後之分，但一種所有制是不是先進，不是從形式上看，而是從實際效果看，看它是不是促進生産力的發展，是不是擴大了就業、創造了稅收。

　　我提的“民本經濟”，人民是創業主體、經營主體和産權主體，實行民有、民營、民享，能充分發揮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大力發展“民本經濟”，可能會降低國有經濟的比重，但我多次説過，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基礎不在於國有經濟比重的高低，而是在於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

　　求知：你對理論創新、體制創新抱有更多甚至更高的期待？

　　高尚全：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提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

　　求知：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有人懷疑它有可能停留在紙面上。你對全面深化改革有信心麼？

　　高尚全：關鍵是抓落實，對此我有信心。今年4月份我寫了《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呈交中央領導同志，其中一條建議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建議被採納了。中央有統籌協調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也有組織保障，大家應當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