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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普”數據表明,中國在過去10年中早已跨入“超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本文認為,“人口虧損”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約束和導引下産生的“年輕人口銳減”“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關係斷裂”等人口發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續現象。人口虧損是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和危機的集中體現,遺憾的是,我們至今對此依然缺乏高度的警覺、負責的反省和認真的檢討。
冷靜來看,中國人口的真正危機應該是多重視角下的結構性人口虧損問題,大量人口被需要的時候卻處在“缺失”“虧損”和“供應不上”的窘境中。“人口虧損”種種危機一旦爆發,必將誘發社會穩定失序,威脅國家持續發展。
其一,“生育少子化”快於“人口老齡化”,導致人口弱持續甚至不可持續發展以及養老金體系的難以為繼。
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增量減少速度驚人,讓人肅然産生“塌陷”之震撼。無論是聯合國的數據還是我國政府的數據都表明,中國的人口總量和增長速度都被高估了。2011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在過去的10年中,我國育齡婦女終其一生的平均生育水平(即總和生育率,TFR)早已低於1.5,屬於國內外人口學家普遍擔憂的“超低生育率”。主流學者認為,中國現在就應該放開“二胎”,但即便如此,對遏制更早些時候的人口虧損所造成的人口塌陷和失衡危機而言,也為時已晚。一則基於高生育成本考量的低生育意願和文化制約了生育水平的回升;二則從嬰幼兒成長到合格勞動力需要一個“人口成長週期”,補償性生育“遠水解不了近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更長遠的“人口資源戰略儲備”。
始於1980年,人口持續、嚴重的少子化導致中國難以避免地掉入了“少子老齡化”的陷阱。改革初期的1979年,中國0—14歲的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為33%;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到20%。國際上認為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5%—18%屬於“嚴重少子化”,低於15%為“超少子化”。事實是,低甚至零生育文化已經在1980後、90後新生代人口中形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有關“北京市雙獨家庭生育意願調查”顯示,2006年,有35.9%的雙獨家庭有生育二胎的意願,比2002年的19.5%提高了15個百分點;但已婚的248名被調查獨生子女夫妻有64.1%表示不想生第二個孩子,主流還是只生一個。甘肅省人大常委會2006年的專項調查顯示,全省城鎮“雙獨”夫妻共有2778對,但2003年以來,全省共審批二孩指標16對,已生育的僅有6對。“雙獨”夫妻無意再生的原因主要是:一是生活壓力太大,養孩子太難;二是只生一個孩子更利於集中精力和資源培養。據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公司2010年6月15日發佈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生育意願調查”,婚後準備選擇“丁克”不育的比例在武漢高達9.9%,北京是8.8%。
資料表明,少子化首先影響了小學畢業生數量,小學生畢業生數量2000年的時候是2419.2萬人,2003年是2267.9萬人,2005年是2019.4萬人,2008年是1864.9萬人,2009年是1805.1萬人。與此同時,中國小學數量從1996年的64.6萬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萬所,13年減少57%。在2010年9月10日《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發佈會上,人保部領導表示到2035年我國將會面臨兩名納稅人供養一名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養老保險制度是處理贍養人和被贍養人權利與義務關係的社會規範和制度安排,養老的實質歸根結底是在業並繳納養老保險的人口負擔有權利享受養老金待遇的退休人口,是“青年養老”,而非“制度養老”。制度只是分配,本身並無産出,制度只是連接了二者的關係、明確了彼此的角色。
其二,人口需求和人力供應是經濟發展的雙動力,勞動年齡人口供應跟不上經濟發展需要步伐,導致依舊靠人力實現增長的中國經濟面臨持續衰退的挑戰。
人口再生産是物質再生産的基礎,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2003年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出現的“民工荒”,正在向全國各地延伸,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已過“劉易斯拐點”。目前,廣東出現了大規模的“洋黑工”現象,大批來自東南亞及非洲的境外黑工,在深圳、佛山、東莞等地出現,並大有向整個珠三角擴展之勢。“洋黑工”浪潮緊跟著“民工荒”而來,折射了中國發達地區嚴峻的勞力短缺危機。據預測,未來20年內中國勞力缺口可能達到1億以上,中國將形成大規模的亞非國家移民潮,成為除美國之外,容納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國家。
低生育率勢必造成未來的勞動力大幅減少,造成經濟發展所需的勞動力更新嚴重不足甚至斷裂,預測表明,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將從2013—2015年開始減少。未來10年內,中國20—40歲年齡段的人口可能減少1億以上。中國的“人口虧損”開始於最有潛力、最有希望、最為美好的少兒人口的強制性減少,繼而由於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帶來最有創造力、生産力和戰鬥力的年輕人力資源的自然減員。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0—14歲人口占人口總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降到22.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又下降到16.60%,28年間降低一半以上。
人口增量乃至總量的減少導致人口需求萎縮,經濟發展將因此缺乏內需推動。按照國家統計局年鑒數據,2003年我國人口凈增就已經低於800萬了,2008年凈增人口為673萬。按照聯合國2010版中低方案(總和生育率為1.56和1.31),我國年凈增人口在145萬—465萬之間。人口峰值可能提前至2020年之前到來,然後開始挑戰巨大的人口負增長。
其三,生育少子化導致適齡徵兵人口數減少,已經影響國防人力資源的持續供給。
近年,“徵兵難”普遍出現,適齡青年報名人數下降,成為國防難題。從人口學角度分析,適齡青年人數減少,就業率和升學率高是主因。
一是適齡青年人口供應量下降。“徵兵難”是持續少子化、嚴重少子化的後果之一,而且是今後“徵兵難”加劇的根本原因。據相關測算,我國18—22歲年齡段的青年人口2008年達到峰值12540萬左右,以後逐漸下降,到2020年同年齡段的人口只相當於2008年的56.2%,只有7000萬左右。未來10年中國18—22歲的人口將減少4000萬人。北京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就長期處在超低生育率狀況中,目前,18—22歲的適齡青年已較前幾年下降了20%。
二是適齡青年出路增多,人口大量分流。去企業打工、高考深造、自我發展機會增多。經濟發展導致用工數量激增,許多地方出現了“用工荒”,當兵與打工形成了人力資源的爭奪。高校持續擴招,加之高考錄取率大幅提高,可以徵召的高中畢業生大量減少。2008—2011年,我國普通高校報名人數從1050萬逐年下降到1020萬、957萬和933萬,錄取率從57%提高到61.7%、69.5%、72.3%。
“兵者,國之大事也”。2009年,我國首次大規模地招收大學生進軍營,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大勢所趨,兵員素質是部隊戰鬥力的根本保證。“十一五”期間,高等教育培養了3429萬人才,這個數量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徵兵年齡推後,提高兵員素質,不失為與時俱進的辦法。以山東為例,山東2011年有51萬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中高校錄取50萬人,餘下1萬人中將有4000人復讀,理論上只剩下6000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可以徵召;此外,山東2010年高校註冊畢業生45萬餘人,2011年估計48萬餘人,為高素質徵兵提供了人力基礎。但説到底,長期的超低生育率弊端日顯、未來危機四伏,從長遠看,保障各方面人力供應需要適度的生育水平,需要人力資源的戰略儲備。
其四,大批421家庭結構的出現,導致獨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難所養”和“老無所依”。
獨生子女家庭贍養老人能力匱乏已經成為共識,獨生子女父母的家庭養老支持力特別是照料力普遍弱于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獨生子女空巢家庭的高齡父母則處在更大的照料風險之中。調查發現,與非獨生子女父母比較,當獨生子女父母具有自理能力時,他們有較高比例希望居家養老,享受天倫之樂,獨生子女家庭的情感互動多、依賴度高。然而,當獨生子女父母喪失自理能力時,他們比非獨生子女父母更多地選擇去社會養老機構,這是一種無奈的也是實際的選擇。
然而,社會化養老準備好了嗎?截至2009年底,全國各類養老機構有38060個,床位只有266.2萬張。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養老機構的床位至少缺300萬張。我國不僅面臨著“未富先老”的挑戰,而且面臨著更直接的“未備先老”的挑戰。大約1.5億個獨生子女家庭所面臨的養老困難將成為國家難題。
其五,適婚女性人口的嚴重虧損,導致4000萬以上的適婚男性人口婚配困難,嚴重威脅男性群體的婚姻家庭和性權利等保障。
大面積的草根為主的“男性光棍”這一問題涉及社會的和諧穩定。據估算,如果到2020年,出生性別比能從2010年的120下降到107,則從1983年到2020年之間,中國的新生男嬰將超過女嬰5100萬人。而在事實上,1983年到2010年,中國已經出生的男嬰比女嬰多出了4100萬。從2001年到2010年這10年,我國每年新出生男嬰又比女嬰多出130多萬。據西安交通大學人口所研究,2013年之後,中國每年的適婚男性過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約有120萬男性在婚姻市場上找不到初婚對象。該所2010年對全國28個省份共計369個行政村的調查顯示,平均每個行政村至少有9個“光棍”,平均年齡達41.4歲。
人口協調均衡是社會穩定有序的基礎,人口適度增長則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無論是著眼於人口的總量還是人口的分量,人口的真實含義都不是簡單的“數字”,而是一個由不同性別、年齡和社會標誌的人群組合而成的互相支撐、互相需要、互相平衡的人口社會生態。最有潛力、最有希望、最有力量的人口應該是年輕人口多於老年人口。人口的本質屬性是社會屬性,人口是社會人群的集合概念,所以人口即需求、人口即力量、人口即生態!我們必須早日樹立“人類人口觀”“社會人口觀”“生態人口觀”“有機人口觀”“系統人口觀”“平衡人口觀”“發展人口觀”“力量人口觀”“積極人口觀”和“優化人口觀”,這些都是“科學人口觀”的具體表達。
面對繼續惡化的人口虧損危機,我國的人口發展方式要從“減量發展”轉向“適量發展”甚至“增量發展”,僅僅放開二胎恐怕目光還不夠遠大。人口發展的一大特點是週期長、慣性大、問題深,必須提前謀劃,通過恰當的經濟、文化和政策綜合措施鼓勵低生育率回復到更替水平之上,恢復人口生態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摘自《學習時報》201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