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檔案

　　戴旭

　　著名軍事專家　

　　2010年中國互聯網九大風雲人物之一　

　　主要研究軍事戰略和國家安全問題

　　主要代表作有《大空戰》、《海圖騰》

　　《C形包圍》、《盛世狼煙》等

　　富國強軍是歷朝歷代的夢想，五百年來中國做過怎樣的強軍夢？

　　為什麼説落後就要挨打？為什麼説最可怕的是戰略思維的落伍？

　　機遇與厄運共存，近代六次軍事變革為何總是與我們擦肩而過？

　　為什麼説大明昏庸不“明”，為什麼説大清方向不“清”；

　　“海權加火器革命”時代，誰在最後蹣跚而行？

　　敬請關注，《講武堂》6月1日10：18播出

　　著名軍事專家戴旭深度解讀，《近代中國強軍夢》之一：明清兩朝的“雙誤”。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講武堂》，今天我講的主要內容是世界軍事革命與中國的軍事變革。世界歷史到現在為止，總共發生了六次軍事革命。中國在這六次軍事革命當中，我們有的趕上了，但大部分時間沒有趕上。歷史上曾經經歷過的事情和我們現實當中正在經歷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體會。

　　當前世界政治領域的一個核心話題是什麼？是美國的戰略東移。人們大概還沒有注意到的是，與美國戰略東移相伴的，還有一場新的軍事革命風暴，它正在漸漸地露出苗頭。這一場新的軍事革命，不完全是我們現在所説的信息化戰爭。信息化戰爭是1991年美國在海灣戰爭打完以後，各國都在興起的軍事變革，它的核心就是信息化。現在美國戰略東移到了亞洲，東移到了我們中國的周邊。這場戰略轉移當中包含的這場新軍事革命，還不是我們説的那個信息化為核心的軍事革命，那一場軍事革命在我看來已經即將結束。

　　著名的歐洲軍事思想家杜黑説過，勝利只向那些有預見性的人微笑，而不是對那些當新的變化已經發生再去適應的那些人微笑。我希望我的預感能夠有一點預見性。這個預見性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那它是從哪兒來的？它是要從穿越歷史的感悟當中獲得洞察力、判斷力。然後，利用這樣的洞察力和判斷力眺望未來。因此我們要預見到未來，首先要向歷史學習。這一講我就先講在以往的歷史當中，世界的軍事變革是怎麼走過來的，中國是怎麼樣伴隨著歷史的進程，在這些軍事變革當中落伍的，又是如何趕上的。

　　大家都知道世界近代史從1500年開始，具體地説是以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為標誌性的。世界完成了從農業時代進入資本主義工業時代，又在20世紀末進入到信息時代。也就是説五百多年當中，世界社會變革走過了三個階段。伴隨著這三個階段，世界軍事領域連續發生了六次革命。這六次革命分別是海權熱兵器時代；然後是鐵路、半機械化時代；以及陸海空一體機械化時代；核武器時代；空權信息化時代，一直到今天的太空、網絡複合時代。

　　在500多年的世界近代史當中，中國的政權經歷了三次更迭：從明朝到清朝、清朝到民國、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五百多年中，六次軍事革命，中國只趕上了一次，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核武器革命。由於屢次在軍事革命中落伍，所以，以農耕民族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在世界近代史的五百多年當中受到的打擊和蹂躪最多。遊牧民族輝煌的歷史，因為火器的初興，火器時代的到來，在十四世紀已經暗淡下去。但在中國，一個以遊牧為生的少數民族的滿族，居然又演出了最後一幕遊牧民族的輝煌。接著中華民族又遭受了已經進化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歐洲社會的血腥地屠殺和慘烈地洗劫。接著又是後來居上的日本對中國進行滅絕性的屠戮和掃蕩。中華民族領先世界1800年的歷史到此徹底終結。中華民族的人口被大量消滅，中華民族積累了千百年的財富被掠奪一空。我們從《大國的興衰》中可以看到，1820年的時候，中國GDP份額佔世界的1／3，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時候，中國已接近赤貧。

　　（1）由於中國連續失去很多次的軍事變革，導致中華民族受到了巨大的傷害，財富被搶劫，人口被大量消滅，燦爛的文化被摧殘。由此，國人記住了一句話，叫“落後就要挨打”，也記住了《孫子兵法》的開篇明義，叫“兵者，國之大事”。那麼，500年來，中國是怎樣錯失世界軍事變革命機遇的呢？

　　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有著嚴重的哲學缺陷。戰略強調的是整體性、全局性和前瞻性。可是，長期的思想壓抑、教育體系呆板以及近代以來外部文化的衝擊等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中國人的戰略思維能力嚴重地萎縮，甚至混亂。對古代傳統沒有辦法照貓畫虎，對外部的文明又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結果是把一個社會整體切分成不同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領域，孤立地、靜態地去理解相互之間的關係。比如，就有一些説法認為，加強軍事就會拖經濟發展的後腿。認為搞好了經濟一切就可以萬事大吉。在經濟上有的甚至認為經濟就是衣食住行。把衣食住行這些問題搞好，中國國家就強大了，錢多了國家就會強大。

　　在這種分裂的、割裂的、局部的、片面的戰略思維的狀態下，得出的國家戰略意識也必然是分裂的、支離破碎的，看到的世界景象也永遠是分裂的。結果就是，既看不清歷史的脈絡，也沒有辦法透視當今國際的現實，更不能眺望未來。於是一誤再誤，體現在近代史上就是連續的民族悲劇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價。

　　我不知道大家有誰去過劉公島，但這個地名盡人皆知。在劉公島甲午戰爭紀念館，有一尊雕像。這個雕像雕的是一位清朝的海軍將領，舉著一具單筒望遠鏡，眺望著遠方。在他的腳下是中日甲午戰爭紀念館。我是去年到這個地方去的，對著這個雕塑凝望了很久，也許這個雕塑的設計者只是想復原這場中國近代最大的一場敗戰，但他無意當中也蘊含了一個帶有哲學意味的命題，那就是甲午戰爭不僅僅是中日兩軍兩國的一次戰爭，同時也是觀察近代中國軍事變革的一個歷史望遠鏡。透過這個望遠鏡，我們不僅看到了甲午戰爭，更看到了兩次鴉片戰爭，看到了鴉片戰爭之前數百年中的中國歷史性的落伍。

　　世界軍事的發展規律表明，大部分戰爭的結局都是戰前就決定了的。甲午戰爭雖然是在1894年9月8號打響的，但是這場戰爭的結果其實早在400年前就註定了。

　　（2）人類文明興起于陸地之上。相形之下，海洋雖然可以作為交通的媒介，但同時也是一種不便於人類行動的阻礙。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除了極個別特殊地區外，海洋主要扮演了阻礙交通的角色。但是，伴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這一傳統格局逐漸被瓦解，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時代也逐漸露出了端倪。中國正是在這樣一個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邁進過程中，錯失了一個機遇。

　　其實説起來，中國領先世界的海洋征服能力要領先西方很多年。1405年—1433年28年間，鄭和七下西洋。這個時候中國的海洋力量，比今天美國在世界海上力量的地位還要強大得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當初明朝時期的中國海圖，這個海圖對世界海洋的標注，所有的地方全是大明海，這説明什麼呢？説明中國在那個時候，我們的船可以到世界所有的地方去航行。那個時候，它就認為我們的船隊所到的地方就是我們自己的海洋。現在美國還不敢這麼説。當時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排水量最大的達到了1500噸，而歐洲達伽馬他們進行地理探險的時候，最大的船不過300噸。但是，鄭和下西洋由於缺乏明確的戰略目標，更多的只是滿足於皇室階層的虛榮心，順便也去追剿一下叛軍，然後是對海外的朝貢體系進行恩威並施的安撫。由於缺乏深刻的商業驅動力，王朝本身又缺乏開拓海外商貿基地和殖民地的意識，對於沿途遇到的這些小國家，只要它們願意維持這個朝貢體系，滿足於形式上做“家長”，那麼明朝也就心滿意足了。比如説，菲律賓曾經要求加入中國，但是中國不同意。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中國只滿足於你向我進貢，承認我是老大的這個地位就可以。藩屬國實際上很多概念就起始於明朝。正是在這種不願意承擔海外義務的背景下，鄭和七下西洋實際上就成為了一場統治階級自娛自樂的豪華遊戲。

　　對於一個農業大國而言，這種沒有實際收穫的行為，要消耗掉大量的財政，只能是徒然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因為它並不能循環地産生效益。所以最後的結局只能是被付之一炬或者棄之不問，這麼大一支擁有直接制海權的艦隊，竟在自己手上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那個曾經標注著大明海的海圖也基本上被燒得一乾二淨。這樣的一頁歷史過去沒有多少年，歐洲的船隊下海了，明朝放棄了制海權，同時也放棄了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的機會。

　　我們可以記住這一點：當中國具有全球性全面軍事優勢的時候，中國並沒有像今天的美國一樣，追求建立世界性的帝國，也沒有像200年前的大英帝國那樣去到處建立殖民地。

　　所以美國的歷史學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裏阿諾斯曾經寫道：“如果當時的中國也像歐洲一樣，利用民間的力量，到外部對外開拓的話，那麼今天中國人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這個歷史學家的筆下，“殖民”這個詞的含義是“對外開拓”。 可惜的是，我們中國是一個從心底裏蔑視、在言語上譴責擴張的這麼一個國家和民族。儘管它在歷史上許多次被擴張者掠奪和征服，現實當中仍被這些擴張者欺淩和壓迫，可中國仍然只是滿足於做反對者，永遠不去學習征服者的優點和長處。再看對我們自己歷史上一些偉大人物的讚頌，孔子本來是文武雙全的，但在後世的眼裏幾乎變成了一個只會説和的文人，他也從一個以前佩劍的形象，變成了只會作揖的形象。都是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戰略思維或者戰略文化長期毒害的結果。

　　從農業時代進化到資本主義時代，明朝的艦隊它只需要再堅持幾十年，就可以和西方的探險者相遇，可惜沒有。它的艦隊消失了，西方的艦隊下海了。西方艦隊這樣一下海，一直到今天將近五百年，都是西方在統治世界。

　　（3）當年的人們，並不知道後來的歷史，更不可能知道西洋人揚帆出海的日期和動機。結果，明朝不僅沒有進化到更先進的社會形態，反而被社會形態更落後的遊牧部落給取代了。就在中國主動放棄了世界海洋大國競賽權的同時，歐洲列強卻已經開始走上一條全新的道路。

　　這個道路是什麼呢？那就是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興起和工業革命的發生，歐洲各國率先形成了工業商業軍事綜合體，從而競相展開了地區和全球的擴張。

　　1492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62年後，靠著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對原料市場和利潤的貪婪的原始衝動，歐洲人開始了全球的探險，實際上就是一個全球的搶劫。地理大發現只不過是他們安在自己身上的一個非常好聽的名詞。它首先搶劫的對象就是美洲，因為美洲和歐洲只有一海之隔，所以美洲大陸率先就成為歐洲蹂躪的對象。西班牙、英國、法國相繼涌入了美洲。由英國移民開闢的殖民地，後來獲得了獨立，逐步發展為今天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就是美國。

　　而隱藏在它們後邊的歷史隱語，就是海權時代已經到來了。中國本來在海權時代已經擁有了海權，卻把它放棄了。你放棄了以後，歐洲就開啟了他們的海權時代。因此，他們就對世界進行了全面的搶劫，全面的統治。在那個時代，可以説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最多的市場，誰能控制最多的市場，誰就能夠得到最大的財富。有了財富再培養國力，這就産生了一條由海而富，由富而強的新強國之路。”王鼎傑先生曾經寫過一本書《當天朝遭遇帝國》，剛才那句話就是王鼎傑先生的話，講到了當時的時代精神，也是當時各國發展的基本規律——你必須控制海洋。

　　明朝當時控制海洋的時候並沒有這樣一個發展動力，但是歐洲有。明朝本應該給中國留下一部波瀾壯闊的海戰史，應該給中國留下一系列的海戰英雄。但是，都沒有。它留下的只是荒唐的屠殺“海盜”的故事。在西方，海盜是被視為民族英雄的，被視為國家利益的尖兵。英國是怎麼看他們的海盜的呢，它從來不認為他們的海盜叫海盜，它給他們在海外搶劫的商船頒發許可證，為‘海盜’進行了正名，‘海盜’行為不再是邪惡的，而是愛國的、高尚的。從此，‘海盜”就被制度性地納入了英國海權的拓展範圍。因此海盜、海商、海軍的這樣一個‘三位一體’，讓曾經虛弱、貧困的，沒有辦法供養一支正規海軍的大英帝國，迅速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就是來源於這一個理念。

　　英國軍事家富勒在評述1588年英、西海戰的時候，非常動情。他非常優美地説：“西班牙艦隊的失敗就好像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英國殖民地的面積已達到了335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英國本土的一百多倍，它的本土只有30多萬平方公里。它的殖民地人口達三億九千多萬，相當於英國人口的9倍，英國只有四千六百萬，成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國”。

　　所以，我在給雪珥的《大國海盜》這本書作的序言中這樣説，你看看西方這樣一部征服海洋的歷史，那麼再看中國，大宋就知道“送”，最後“惶恐灘頭説惶恐”；大明昏庸不“明”，路過全球帝國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繹了遊牧民族最後的輝煌之後，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在北京八里橋被英法聯軍的排槍全部獵殺，一部萬馬奔騰的歷史到此萬籟俱寂！今天中國人已感到馬六甲海峽的狹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亞鐵礦石的敲詐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們感受到那些中國的海外開拓者，他們被自己國家的統治者冰冷的屠刀斬斷頭顱的痛楚了嗎？

　　（4）明朝放棄成為世界帝國的機會之後，海禁又成為清朝的國策，到鴉片戰爭前夕，清朝水師的八百九十余艘戰船，絕大部分的單艘排水量不超過十噸。而英國戰艦的單艘排水量卻大部分在千噸以上，最大的戰艦可以達到五千噸的級別，分別裝備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門不等的火炮。而清軍的戰船，則往往只在船的首尾裝有一兩門炮，最重型戰艦的裝炮數也不過二、三十門。而且炮位裝在艙面，毫無掩護。這就是社會形態的落後，生産技術的落後，戰略思維的落後，導致的軍隊裝備的落後和軍隊形態的落後。那麼，歐洲是如何崛起的呢？又給了我們哪些啟示呢？　

　　它就是一條伴隨著黑火藥革命所帶來的全新的軍事征服的道路。

　　在陸戰領域，1494年，也就是明朝敗給北方遊牧民族的土木堡之戰後的五十年，法王查理八世發起了里程碑性質的意大利遠征。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當時明朝中國的軍事水平和當時同時代歐洲的軍事水平。查理麾下步兵的主要裝備也是長矛與弓弩，但他的攻城部隊卻已經是以火炮為中心了。正是這些火炮賦予了法國軍隊橫掃意大利城邦的威力。在蒙特聖喬瓦尼，曾經抗擊了七年圍攻的堅固城池，在法軍的炮擊下八小時就被攻克了。查理遠征的直接後果是推動了現代築城術的發展。作為其間接的影響，更深遠的變革則在於啟動了戰爭模式由冷兵器向熱兵器時代的轉移。

　　我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世界第一次軍事革命，從冷兵器到熱兵器的革命，發生在明朝時期的歐洲，具體講就是由於法國軍隊的遠征引發的。

　　幾十年後，變革的旗幟傳到了西班牙人的手上。他們以火繩槍兵、長矛兵、戟兵、箭盾兵等冷熱兵器混編成“西班牙大方陣”。在這個大方陣當中，火槍兵佔了百分之三十。這個方陣從歐洲大陸到美洲殖民地，一度處於所向披靡的狀態。當時西班牙人就是在這樣一種軍事體系的熏陶下進入的美洲。直到十六世紀後期，西班牙人的對手——荷蘭起義軍，在莫裏斯親王的帶領下，接過了變革的旗幟。他搞了一場新軍事變革，就是增強作戰隊形的機動性，在他的軍隊當中加強了工兵的地位，戰鬥兵種則精簡為火槍兵和長矛兵，兩部分各佔百分之五十，初步形成了以火器為中心的多兵種協同作戰。

　　隨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則進一步增強了步兵、騎兵、炮兵之間的協同機動作戰能力。減輕了滑膛槍的重量，提高了其射擊速率。最後在1688年，法國工程師沃邦發明了改良型刺刀，終於徹底淘汰了長矛兵。也就是火槍上也可以裝刺刀了，使火槍既具有火槍又具有長矛的功能，完成了戰鬥步兵的全火器化。這是17世紀的事情，1688年，我們要記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現代步兵已經出現了，直到今天2013年，世界各國軍隊步兵的典型裝備還是帶刺刀的步槍。

　　到18世紀拿破侖戰爭時代，在戰鬥步兵全火器化的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作為突擊兵器的機動野戰炮，使火力對戰鬥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剛才講的是陸地上火器的發展，同時在海戰領域也發生了類似的巨大變革。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遠洋擴張開始，艦載火炮的列裝宣告了海戰全新模式的到來。這種模式經過西班牙的對手英國的改良，進入了一個更高層次的發展。炮戰就成為了影響海戰勝負的決定性因素。

　　（5）如果説決定冷兵器戰鬥勝負的，是謀略、士氣、格鬥技術和數量優勢。在新的熱兵器時代，格鬥技術將全面讓位於火力。而數量優勢一旦失去了基本的質量保障，也將變得全無價值。對國人而言，非常尷尬的一點就是，作為火藥的母國，卻錯過了這場火藥戰爭變革。　

　　本來1514年，歐洲火繩槍已經傳到了中國，但並沒有觸動明朝軍隊。1543年，一場意外的風暴，把一條中國商船吹到了日本的種子島。船上有三個葡萄牙商人，就是這幾個人，把歐洲的火繩槍技術傳到了日本。到32年後的1575年，日本在一次大規模戰爭中，織田、德川聯軍在對抗武田家族的戰爭當中，已經在大規模使用火繩槍，就是經中國傳過去的歐洲火繩槍的技術。49年後的1592年，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日軍強大的火繩槍兵已經對中朝聯軍造成了很大的殺傷。進入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雖然實行鎖國政策，但至少在1625年，歷史資料顯示，在日本為數不多的出口商品當中，居然還有1萬多枚火繩槍的子彈。也就是説日本雖然是鎖國，但是在軍事革命這一塊，它也是有意識無意識地趕上了一波。

　　當然，要説明朝在火器變革當中完全沒有成績也是不全面的。我們是説在整體上失去了這一場革命。作為局部，實際上也有一些零星的東西。比如説火繩槍兵，雖然明朝時代沒有大量裝備，但是炮兵卻得到了較好的發展。這比同時代的日本要先進，當時日本雖然大規模裝備了火繩槍兵，但裝備的火炮特別少。

　　伴隨著清軍八旗兵的崛起，明朝在關外戰場面臨著日趨強大的國防壓力。這個時候明軍應對八旗軍軍事威脅的對策就是從澳門大量地引進西洋火炮。以徐光啟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甚至準備系統性地翻譯幾千部西學著作，並大規模推動新軍的編練。但是由於當時朝廷和軍隊當中的保守勢力堅決反對，這個工程沒有完成。更由於明朝的覆滅，這個工程永遠也沒有付諸實施。

　　但是，從西方引進的紅衣大炮最後還是在關外的攻防作戰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袁崇煥就是用這種大炮打敗了曾經橫掃東北的努爾哈赤的軍隊。之後紅夷大炮的技術又傳到了清軍，使得紅衣大炮又成為清軍奪取明軍堅固城寨的決定性的武器。我們可以看到火器革命在當時世界上，在當時中國內戰當中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

　　入關以後，清軍的火炮一度還是得到一些發展。特別在康熙王朝，在傳教士的幫助下，一批能夠在山嶽地帶靈活機動的火炮被裝備到一線，在平定三藩的戰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於統治者雄心的懈怠，不再有新的拓展的目標，因而整個軍事體系也因為失去擴張的動力而鬆弛下來了。到鴉片戰爭前夕，清軍的火炮技術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出現了巨大的倒退。漫長的和平時期，不僅讓軍隊的鬥志鬆懈，也讓軍隊的裝備大規模倒退。鴉片戰爭前期，清朝無論是在火炮的鑄造、炮彈的性質還是火炮的使用上，不僅遠遠低於同時期的西方，還遠遠低於康熙時代。鴉片戰爭期間，有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員已經發現，明朝遺留下來的古董大炮修復以後，它的戰鬥力比晚清後期自己造的火炮戰鬥力還強！可這些地方官員竟不以為恥，還以此向道光皇帝邀功，説當年的炮還這麼有威力，王朝之福等等。道光皇帝居然表揚這些官員的辦事能力，發現了這些古董，而完全沒有思考為什麼二百年前的武器反而勝過了這些新生産的武器！

　　英國軍艦于1840年8月突入渤海灣的時候，天津城的兵員只有八百人，再去掉一些看管倉庫、監獄的兵員，真正能夠作戰的兵力只有六百人。大沽口的守軍只有幾十人。山海關的守軍只配備了大刀長矛還有弓箭，沒有火炮，這個時候怎麼辦呢？只有將明朝遺留下來的兩百多年前的火炮拉出來，臨時使用。水軍當時也是一樣，不僅船小，而且水兵基本不訓練，等到英國的軍艦來了，要到海上禦敵了，很多水兵上了船以後全都暈船，叫入船即暈，不習風濤，可見當時訓練多麼地鬆弛，整個軍隊對新的軍事革命到來的這種麻木多麼地驚人。也就是説清軍到了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了一支徹底落伍的軍隊了。

　　（6）今天回頭看去，作為遊牧民族的崛起，純屬一個歷史的偶然。當時世界已經進入海權時代，歐洲大部分國家因為發現廣袤、富饒的美洲，卻還無法對東方展開實質性的遠征。西方用非常簡陋的小船，開始了地理大發現，先是葡萄牙，後是西班牙、荷蘭，然後是英國。這些歐洲的彈丸小國，因為順應時代大潮，相繼崛起，英國還建立了世界幅員最遼闊的日不落帝國。儘管在明末清初，中國軍隊曾經得到過一次與國際接軌的機會，可惜，最終還是未能形成全面的軍備變革。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歷史的偶然，居然在中國這個地方出現了。

　　1821年，拿破侖死於南太平洋的聖赫勒拿島。二十年後，英國人的艦隊開到了虎門之外。一個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軍隊和清朝的軍隊——一個完全落後於世界軍事時代之外的軍隊迎頭相遇。歐洲由於完成了海權與火器的結合，使得歐洲擁有了征服世界的力量。最先完成這兩大變革——海權意識加上火器的英國，在世界上如入無人之境。鴉片戰爭中的英國遠征軍最初只有七千人，後來雖又多次增兵，但最多時候也不過兩萬人。大清國當時擁有百萬大軍，但是對這兩萬人完全沒有辦法。因為清朝的水師它沒有辦法實現海上機動，而大清國的步兵和騎兵，又抵擋不住歐洲人的大炮和排槍。所以在清朝後期，中國就出現了從海到陸只要發生戰爭就是節節敗退的現象。從1840年的虎門一直退到了1900年的北京。中國近代史開始於1840年，世界近代史開始於1500年。我們的近代史比世界的近代史晚了三百多年，這三百多年就是中國落後的時間。　

　　歷史已經一再證明，戰爭的勝負雖然直接表現在戰場上，但卻決定於平時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技術的發展以及體現綜合發展的軍事領域的競爭當中。在以新軍事變革為核心的角逐中，落在後面的國家和軍隊，實際上就是在未來戰爭中被淘汰的對象。盛行于西方政治中的叢林法則，它體現的主要領域就是軍事。國家富裕不等於國家強大，古希臘的城邦斯巴達，它的各方面發展成就都比雅典遠遠落後，但是斯巴達的軍事大大強于文學、哲學輝煌的雅典。結果怎麼樣？“雅典的明燈”在“斯巴達石頭”上被撞得粉碎。近代中國，一説起來就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多麼文明，我們的文明程度多麼高，但是你軍事是落後的。一講明朝的《永樂大典》，明朝的詩書畫等方方面面的文明成就津津樂道，但是明清時候相對世界軍事是非常落後的。因此那些文明在和西方對撞的時候什麼也不算。

　　李鴻章曾經説過，他説“洋人論勢不論理”，不跟你論理。這個勢是什麼勢？就是軍事上的這個勢，勢力這個勢，勢態這個勢。強大就是公理，實力就是尊嚴。不能説我們新中國建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工業、中國的科技就在世界上多麼地先進，完全不是，非常落後。但是新中國軍事強大，由於軍事強大，一下子讓飽受列強欺淩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揚眉吐氣，你可以在其他方面落後，軍事上絕不能落後，而軍事上的強大可以彌補其他方面的落後。今天中國如何把握世界新軍事變革提供的巨大機遇，適時推進有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對於鞏固改革開放的已有成果和推動世界的和平發展格外地重要。那麼軍事變革也就成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和平時期的靜悄悄的世界大戰，也就成了一個國家必須“前知”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就是必須提前知道，不能等到戰爭發生以後才知道。

　　每一次軍事變革的發生都是以一次或者幾次新型軍隊對舊式軍隊的毀滅性打擊為“開幕”和“閉幕”的。鴉片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海灣戰爭等標誌性的戰爭無不如此。每一次重大的軍事變革，都讓人們對當時世界疾風驟雨般的“鞭撻”感到驚心動魄。中國近現代軍事變革史，就是最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