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同案不同判”是如此嚴重，統一司法適用標準看來已是迫在眉睫。

　　來自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今年1到7月，廣東全省法院新收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就高達13096件，其中，因克隆卡而引起的糾紛上升最快。與此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在於：因卡被“克隆”而遭盜刷，誰來擔責？銀行？儲戶？還是那個暫無落網希望的竊賊？廣東高院給出的答案是：銀行如果未能識別克隆卡，應當承擔不少於50％的責任；如果持卡人對卡被偽造有過錯的，銀行則可以減輕責任。

　　由於目前關於銀行卡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還不盡完善，針對“克隆卡”糾紛的同案不同判仍是常態，國內最常見到的處理方式有四類：一是儲戶自擔全責；二是銀行全額賠付；三是按一定標準分擔責任；還有第四種，法院以案件不屬民事糾紛而是涉嫌刑事犯罪為由，對儲戶的提告不予受理，將“皮球”踢給了公安。

　　“同案不同判”是如此嚴重，統一司法適用標準看來已是迫在眉睫。廣東高院給出的責任分擔標準，無疑是基於多年實踐的經驗總結，對刑事立法的完善或專門司法解釋的出臺都將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即便是省外來看，“分擔論”也的確是處理此類糾紛的主流意見。問題在於，儲戶要證明“被盜刷”和“銀行未識別克隆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銀行要證明已對取款的銀行卡盡到了識別義務，同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舉證責任倒向誰，誰就要因舉證不能而承擔不利的後果。從民事訴訟中的基本舉證原則“誰主張誰舉證”來看，儲戶所受影響將比銀行更大。

　　退回原點來分析，銀行與儲戶的基本法律關係其實就是合同關係。銀行對儲戶的存款進行保管，也包括了為儲戶取款提供人工及技術服務。在這層合同關係的背後，銀行還基於其特定的金融資質和金融運營獲得利潤。可以説銀行向儲戶提供的就是一種有償服務，只不過這種“有償”並不像買賣那樣直觀。

　　正因為如此，銀行保護儲戶的存款安全可視為其合同義務的一部分。這種保護，包括了銀行必須為儲戶提供安全的取款環境。“克隆卡”之所以出現，究其根源還是銀行卡在技術上有漏洞可鑽。銀行要做的，不是一味卸責，而是要加大科研投入攻克銀行卡防複製乃至防盜刷的技術難關。銀行的投入不足，技術漏洞門戶大開，就應該為此承擔必要的責任。沒有嚴格責任，哪家銀行還會投入資金來關注和促進技術的進步。

　　此間就有消息傳出，沿用了幾十年的磁條式銀行卡早已無法滿足當前的金融安全需求，但安全性能更高的芯片銀行卡卻因為成本較磁條卡高得多，而遭到國內銀行的集體冷落。在儲蓄合同中，銀行相較儲戶處於優勢地位，卻不肯為存款安全埋單，難道真要把儲戶個個都逼成防盜刷的技術專家？！因防盜而傷害了銀行卡的經濟與便捷，卡也將失去其初始的功能。

　　強調銀行應對儲戶的存款負有更多的監管義務，並不是説儲戶就可以放縱對卡本身和卡密碼的妥善管理。筆者也認同廣東高院的“分擔論”。但不得不指出，司法能解決某一個案，卻無法通過責任的認定來達到預防銀行卡糾紛的繼續發生。銀行發卡還會繼續，儲戶用卡也會繼續。避免銀行卡糾紛而又保障銀行卡的便捷不獨需要法院的有所作為，也需要銀行、儲戶甚至是公安在各自職責範圍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