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零時起，廣州市正式對中小客車試行總量調控管理，同時將嚴查限購令後違規突擊售車或違規購車行為，對已簽購車合同要進行公證，並應于7月9日前向該市公證機構辦理公證手續。

　　廣州的這一做法不僅于法無據，而且還涉嫌與法律精神和要求相悖。根據《公證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公證的事項，有關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應當向公證機構申請辦理公證。該法第三十八條同時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未經公證的事項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依照其規定。

　　而廣州市 “限購令”只是政府的一紙“通告”，在法律性質上是連“法”的意義都算不上的一般規範性文件，與“法律、行政法規”更是相去甚遠，根本無權規定“應當公證的事項”。因此，儘管“通告”明確規定在7月1日零時前的購車合同和發票，需要公證機構的公證證明，但在性質上顯然是與國家法律相抵觸的，不具有規定強制公證事項的效力，這也意味著當事人即使不履行“通告”規定的公證證明義務，也不應當承擔相應的不利後果。

　　另一方面，從情理上來説，在政府服務民眾，採取一定措施防止造假，法律一般不會禁止。但是，法律沒有也不可能允許政府將這個責任無限制、無條件地附加給民眾，尤其是不可能要求民眾必須花一筆不菲的公證費用，才能獲得讓政府為自己提供服務的機會。

　　這就是説，在法律、行政法規未規定強制公證義務的情況下，廣州市“通告”將購車行為真實性的證明義務完全賦予購車民眾，屬於“懶政”思維。其實，處理騙取登記行為並非無以應對，如果政府部門認為購車事實存疑，應當自行啟動行政調查程序，並依法懲處相應的責任人，通過嚴格執法以及警示和制裁效果，一樣可達到目的。（轉自新京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