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説：“相見時難別亦難。”這句話用在“空巢”老人的身上也是真實的寫照。春節期間與子女團聚，年過完了，兒女晚輩離開了，空巢老人又回到獨守“空巢”的狀態，不少産生“心病”。長假後，醫院的門診量大增，其中來看心血管、神經內科、呼吸系統疾病、疼痛科、心理科的老年人特別多,節後出現“空巢”老人看病高峰。(2月5日《廣州日報》)

　　在傳統人倫中，兒孫繞膝通常是對老人最好孝順，精神撫慰遠大於物質供養的意義。空巢老人對於子女精神層面上的渴求，一直都是影響老人們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春節後，老人們扎堆“抑鬱”，其實是老人們長久情感饑渴之後短暫滿足，又驟然失去重新回歸枯寂的不適之感。客觀地講，這樣的感覺幾乎每一次短暫團聚之後都同樣存在，春節之後的“集體犯病”，只不過將“空巢之痛”給予了無限放大罷了。

　　解鈴還須繫鈴人，“空巢之痛”的“解藥”當然是子女“常回家看看”、“多回家看看”。然而，大量空巢老人的出現，是社會發展不均衡帶來的必然結果，它將謀生與盡孝之間，用時間與空間予以了深深割裂，才使得我們“常回家看看”的樸素情懷，在殘酷現實面前顯得如此骨感，才會讓我們盼情感慰藉的父母覺得如此近在眼前卻又那麼地遙不可及。

　　其實，對於這樣一個因社會發展不均衡使得道德自律脆弱的問題，既應看到其必然性，更應看到其配套社會制度的缺失與軟弱。比如，軟若無骨的帶薪年假制度；又比如老年關愛滯後，無論是居家還是社區養老，重物質輕精神問題比較突出，使得老人對子女的情感需求過於依賴；此外，政府對敬老養老缺少正面的引導機制，將“常回家看看”僅僅作為一個對為人子女的普適性要求，而忽視了自身的引導職責。

　　“空巢之痛”需制度善意療治。政府當從制度上著力彌合謀生與盡孝之間時間與空間的鴻溝。一方面盡力為父母與子女之間多多構建“相聚”的通道，比如完善帶薪休假制度、鼓勵在外的子女多回家與父母團聚；加快養老、醫保等城際間的資源共享，鼓勵有條件老人加入“漂”族，與子女們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完善城市基層社區的服務功能，重視對空巢老人的文化服務和心理干預與疏導，鼓勵他們多參加社會交往活動，走出相對封閉的生活空間，提高自身適應和心理承受能力，減輕對子女精神贍養的依賴。

　　當然，為人子女的，也要在頂住生存壓力的同時，克服困難把“常回家看看”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