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駱琳在1月14日召開的全國安全生産工作會議上説，去年全國共發生各類事故347728起，死亡75572人，今年對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起數將實行零控制。

　　這是經國務院安委會全體會議研究確定的2012年全國安全生産控制考核指標之一，受到了媒體的高度關注。指標設定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通過嚴格控制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數來嚴格控制惡性安全事故的發生率，避免安全事故産生的重大傷亡。

　　我們可以説這是安全監管中人的生命得到重視的結果。人的傷亡越大，安全事故就被視為更加嚴重，面臨更加嚴厲地問責，這是當然的道理。但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不由此産生。人的傷亡是安全事故産生的結果，以結果來衡量原因和過程的性質、輕重，會不會導致對生産過程安全的控制變為對事故結果的控制？或者説，一旦安全事故發生，我們對生命的重視和敏感，會不會惡變為對死傷人數的敏感，讓衡量事故輕重等級的傷亡人數，成為人為操作的目標？

　　事實常常在證明這種擔憂。在對安全生産事故的調查和披露中，傷亡數字往往成為最為撲朔迷離、灰暗不清的信息，瞞報、金錢封口家屬成為最本能的選擇，10、20、30這些標誌事故等級的數字不僅成為不言自明的關鍵節點，甚至成為地方政府和肇事企業共同努力的目標。對數字的在意，遠遠超過了對事故本身的在意。

　　社會對生命的愈發敏感，導致了社會對安全生産事故的愈發敏感，尤其是對事故中人為因素的愈發敏感。社會的密切關注之下，安全監管部門的行政級別和規格上升，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更加嚴格，考核權重進一步加大。傷亡的人數不同，受到的處罰不同，受到的關注，由此産生的負面影響也隨之不同。但能不能就由此説明，對生産安全更加嚴格的監管就已實現？生産安全性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視？

　　更進一步説，我們應當由此反思安全監管職能部門的工作目標和方式。我們的安全生産監管的重點，究竟是過程監管和控制，還是事故善後和事故追責？對不同死亡人數標示的不同性質事故起數的控制，是否適合作為下達給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是否適合作為安全監管履職好壞的單一評判標準？

　　人命關天。保障生産的安全性的首要目標，就是保障人的安全，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這不是説，對人的生命的敏感，就直接等於對傷亡數字的敏感。否則，死亡的“規模效應”就會直接掩蓋事故原因的追究和問責。更殘酷點説，如果傷亡人數，不能在“規模”上刺人眼球，就不能引發嚴格的追查，不能完全反映出安全監管上漏洞，那生命的價值如何在安全監管中得到體現？

　　死傷數字可以作為評判一個事故嚴重程度的依據，但對生命的忌憚，決不能等於對數字的忌憚，安全的監管，也絕不僅僅等於死傷數字的監管。這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