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逼近滯脹邊緣 四教訓警示中國

　　美滯脹風險對中國的警示意義

　　次貸危機和房價下跌已嚴重拖慢美國經濟增長，並且一時沒有回升的跡象，但通脹並沒有隨著經濟下滑而下行，反而繼續向上，這一反常現象是否意味著1970年代的滯脹幽靈再次重回人間？從我國最近形勢看，人們的通脹預期已經形成，隨著年後的新一輪工

　　資重定，物價螺旋式上升的潘多拉魔盒已經打開，這是寬鬆貨幣政策執行太久的必然結果。我們似已錯過控制通脹的最佳時機，但現在採取行動，果斷控制貨幣仍未為晚矣。

　　美國經濟逼近滯脹邊緣

　　如果説去年次貸危機只是加劇了人們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談論滯脹還顯得有些杞人憂天的話，那麼進入2008年後公佈的一系列數據則顯示，滯脹的風險已成為日益逼近的事實。

　　日前美國公佈的CPI和PPI數據均顯示通脹形勢遠較預期嚴重。1月份CPI和核心CPI環比分別上升0.4%和0.2%，按年率分別上升了4.3%和2.5%；而PPI和核心PPI的環比則分別上漲了1%和0.4%。

　　上述數據不僅數值顯得過高，而且在近些年來十分少見，因此引起了美國輿論的高度關注。自上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第一次飽受滯脹折磨以來，人們已將近30年時間不知滯脹為何物。經歷過長時間高增長低通脹的“金髮女孩經濟”後，當年滯脹時期經濟學家所編制的帶有嘲諷戲謔意味的“痛苦指數”(通脹率加失業率)已早就為人們所遺忘。此次次貸危機和房價下跌已嚴重拖慢美國經濟增長，並且一時沒有回升的跡象，但通脹並沒有隨著經濟下滑而下行，反而繼續向上，這一反常的現象是否意味著1970年代的滯脹幽靈再次重回人間呢？

　　儘管從嚴格的統計標準來看，尚無證據表明美國經濟已出現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目前的通脹形勢也夠不上“惡性”，但低增長和高通脹這一可怕的組合在美國的出現已無可懷疑，滯脹已經超越衰退或通脹的單一風險成為美國經濟頭號風險也已是不爭之事實。那麼，滯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對全球的貨幣決策者又意味著什麼呢？

　　寬鬆貨幣是滯脹之根

　　從基本的經濟學理論上看，通脹是需求過旺、經濟過熱的産物，它與衰退斷然不會同時出現。但1970年代，這兩個惡魔又確實出現在英國和美國，進而肆虐了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此，一種比較容易理解的解釋是，由石油供給突然中斷引起的油價成倍上升，是引起滯脹的根本原因。換言之，來自供給面的嚴重負向衝擊，導致了正常情況下不會出現的通脹和停滯並存的局面。

　　但在貨幣主義宗師弗裏德曼看來，這種現象只解釋了表面。弗裏德曼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大幅度放鬆貨幣以應對負向供給衝擊的錯誤決策才是滯脹的根本原因。他還列舉日本和西德的例子，證明了如果嚴守貨幣量，則供給衝擊對物價只能産生一次性影響，而不會演化成通貨膨脹，例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日本通脹率高達25%-30%，但第二次石油危機時，日本的通脹率僅5%，美國等國家則對石油漲價引起的失業問題作出反應，迅速地放鬆了貨幣，因而導致出現滯脹。

　　誠然，物價回落常常會滯後於GDP的回落，目前美國出現的低增長和高通脹共生的現象，如果證明是物價滯後效應的話，則一切OK，美聯儲也可以繼續高枕無憂繼續放鬆貨幣，刺激經濟。但令筆者擔憂的是，目前的經濟減速與通脹並存的局面正是格林斯潘時代過於寬鬆貨幣政策留下的後遺症，需要的是痛苦而強有力的緊縮，特別是考慮到大型經濟體對上遊能源和資源價格的影響力，只要抵制住放鬆貨幣的誘惑，滯脹發生的概率幾乎為零。畢竟這一輪(戰後第四次)石油價格飆升純然由需求拉動，並不是供應突然中斷引起的，貨幣當局面對的局面比1970年代要簡單得多，也寬鬆得多。

　　但在全球化加深所形成的資源價格同向波動性與各國經濟週期的不同步之間的矛盾之下，美聯儲能抵制住誘惑，不將經濟增長目標置於物價穩定目標之前嗎？如果不能，滯脹很可能難以避免。伯南克在上任之前極力鼓吹通脹目標制，宣揚單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好處，如今大權在握，再也不唱老曲兒了，他是否已由一個單純而敢於直言的學者，悄悄轉變為一個圓滑的善於迎合政治需要的政客？這才是真正的風險所在。

　　果斷行動猶未為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過兩輪比較大的通脹和一輪中等程度的通縮，但幸運的是，“滯脹”對中國人來説，還只是傳説中的故事，並且在可以想象的未來，統計學意義上的滯脹也不會發生在中國。但在持續了三四年高增長低通脹的“金髮女孩經濟”之後，高通脹已不期而至，並且伴隨著GDP的回落。在增速回落通脹上升這一局勢面前，該怎麼辦？

　　從最近的形勢看，人們的通脹預期已經形成，隨著年後的新一輪工資重定，物價螺旋式上升的潘多拉魔盒已經打開，這是寬鬆貨幣政策執行太久的必然結果。我們似已錯過控制通脹的最佳時機，但現在採取行動，果斷控制貨幣(數量工具和利率工具皆可，關鍵是力度要足夠)仍未為晚矣。不過，在採取相關的行動之前，有若干教訓需要記取。

　　教訓一，貨幣政策應以穩定物價為最高目標。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共識，也是上百年來各國貨幣政策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但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一原則在沒有取得明確的法律地位之前，貨幣當局的意志至關重要。

　　“快騎自行車理論”説起來很討巧，但實際上禍害無窮，歷史上的教訓也比比皆是。這一理論的信徒太多，穩定物價，首先就是要清除它的影響。

　　教訓二，不可錯誤僵化看待核心CPI。一般而言，除去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更能準確地反映總需求狀況，因而被大多數央行作為觀察的主要目標，但目前的形勢是，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絕大部分反映的是總需求的過熱，供給衝擊因素反在其次，並且被核心CPI排除在外的食品和能源早已顯示出價格上漲的持續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抱殘守缺，死扣書本，以“結構性通脹”應付一下，麻痹大意，怎能看準病因？

　　教訓三，對資産價格對消費物價的影響要有前瞻性。資産價格對消費物價的影響渠道複雜，且有相當大的滯後性，此輪物價上漲，有多少成分與房價上漲所引發的過度投資相關，值得細細分析。

　　教訓四，在輸入型通脹面前不應無所作為。此輪物價上漲的原因和性質，眾説紛紜，五花八門，輸入型通脹説即其一。作為一個大型經濟體，並非完全被動接受外部的價格輸入，如果以此作為藉口，或無所作為，或下錯藥，後果堪憂。 (黃小鵬 作者單位：趨勢宏觀研究公司)

責編：李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