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系列報道：慈善事業三十年

    圖片説明:解海龍于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三合中心學校拍攝的小學生蘇明娟在認真聽課的照片，成為“希望工程”形象標誌。　　新華社特供本報圖片

    在30年前，民間的慈善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為所有的福利和救助體系都由國家承擔，個人的捐助被認為是對國家能力的質疑甚至是否定，無論來自國內還是海外。甚至到上世紀90年代，“慈善”一詞還被刻意回避，或被稱作“公益”。

    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國人的愛心終於被“慈善”所喚起。2008年經歷的種種事情，更是將這股愛心推向了一個高點。

    【希望工程受益者】

    1995年的初夏，11歲的余言明扛著和他一般高的鋤頭，在自家玉米地裏鋤草。這天，他遠遠地就看見了班主任高老師朝家走來，趕緊躲到了遠離路口的玉米地深處。

    余言明的父親在這年的春節後突發急病去世，家裏斷了經濟來源，原本緊巴巴的日子更加窘迫，他和大他4歲的姐姐不得不同時輟學。姐姐去了南方打工，他因為年紀太小，只能守著位於陜西榆林黃土高坡深處的兩畝玉米地，還有體弱多病的母親。

    輟學時，余言明正在念小學四年級，學習成績在全年級名列前茅，並且擔任班長。為此，班主任高老師隔三差五就會走上十幾裏山路，來到余言明家，勸説余母讓孩子重新上學。余言明初見老師還非常高興，還會就書本上看不明白的地方向老師請教，可是每每看到老師和母親在簡陋的窯洞裏無語相對、唉聲嘆氣，他開始害怕見到老師了。

    但這次，高老師和母親的談話不再輕聲細語，高老師在窯洞外大聲招呼著余言明，用陜北味極重的普通話喊著：“余言明，你又可以讀書啦。”當余言明跳躍著飛奔過來時，看到母親在一旁抹著眼淚，卻笑得很開心。

    輟學3個月之後，余言明重新回到了課堂，他第一次聽説了“希望工程”。很久之後，余言明才知道，高老師幾次去鎮上和縣裏反映他家的情況，為他爭取到了這個受資助的機會。

    此後每個學期開學，他都能收到一張從北京寄來的150元匯款單，署名是張力順。有時候他還會收到張爺爺的信，信是用毛筆寫的，鼓勵他好好學習。余言明也將自己的成績單和獎狀作為回信。

    2003年，余言明考上了中國農業大學，成了村裏頭一個大學生。前往學校報到當天，余言明就按照匯款單上的地址，倒了幾趟公交車，找到了張力順的家，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張力順已經在一年前病逝。這位普通的離休幹部，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陸續資助了5名貧困學生。

    余言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的學校，此後一段時間裏，他總感覺天塌了下來。大學四年裏，除了學習和勤工儉學，余言明把很多時間都花在了青年志願者協會的工作上，他覺得有義務去回報社會。

    團中央、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于1989年發起倡導並組織實施“希望工程”以來，近300萬像余言明一樣的貧困學生受到資助，全國各地援建“希望小學”1.3萬多所。

    1990年5月初，共青團中央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請他為剛剛實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題名。幾天以後，鄧小平就託人轉交了自己的題詞“希望工程”。

    此後，鄧小平分別兩次以“一名老共産黨員”的身份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消息不脛而走，全國掀起了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熱潮。

    這或許是國人記憶中比較深刻的一次全民慈善。但在當時，這種行為被稱為“獻愛心”，“慈善”一詞還在等待著被“平反”。

    【一度消逝的民間慈善】

    1978年，民政部恢復設立，50歲的崔乃夫回到了家鄉北京。

    即使如今進入耄耋之年，崔乃夫還記得五六歲時，老家昌平正鬧災荒，他看見有人搭席棚，辦粥廠，用大鍋熬粥施捨給窮人。1937年七八月間，老百姓因躲避戰火，大量進入北平城，沒有飯吃，沒有房住。他看見有些人組織了難民救濟所，幫助逃難的百姓解決食宿問題。這些解放前比較普遍的慈善舉動，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包攬了全體社會成員最大限度的就業、基本福利、全國的災害救助等，使得國家力量全面取代慈善組織。原有的慈善組織、機構或自行停頓、停辦，或被政府接管、改組，變成附屬於政府部門的官方或半官方機構。而包括外國教會慈善機構在內，甚至是接受過美國救濟的慈善團體財産都一律充公，因為這是“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

    在湖南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慈善研究國家重點課題承擔者周秋光的《中國慈善簡史》一書裏，記載了當時的流行看法：“人們深信，共産主義是人間天堂，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解除一切苦難，徹底擺脫貧窮，過上富裕的幸福生活。既然如此，就無需也無必要發展慈善事業。”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每逢發生大的自然災害，中央都要責成各級地方政府負起高度責任，甚至提出不許餓死一個人。政府動員了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力量進行救濟，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攬的救助格局。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當時的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在內閣會議中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都遭到了我國政府的拒絕。

    1982年起，崔乃夫開始了11年的民政部長生涯。3年後，一些農村發生自然災害，需要棉被衣物等救災物資，當時城市很多家庭裏有多餘的棉被和舊衣服，放著沒什麼用，扔了又可惜，賣又賣不了幾個錢。於是崔乃夫就提出能不能動員城市居民將不用的物資捐獻給災區。但有人極力反對，認為這樣做有損政府形象，顯得政府無能，無論多麼困難，都應當通過國家和政府的渠道來籌集救災物資。

    崔乃夫説，當時就覺得特別的困惑和無奈。

    【“慈善”的正名】

    從1978年開始，在經濟體制從“計劃”走向“市場”的過程中，社會開始出現自由支配的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慈善事業的空間也逐漸明朗，慈善組織在政府有意識的培育下實現了歷史性回歸。

    從1980年開始，陸續出現了一系列慈善組織。1981年7月，中國首個現代意義的公益慈善團體——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成立，但當時“慈善”一詞更多地讓人們想到的是舊社會地主鄉紳的“偽善”。之後，愛德基金會于1985年成立，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于1988年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于1989年成立……但“慈善”都被刻意回避著。直到1994年為止，全國的大小媒體上幾乎沒有使用過“慈善”這個詞，在不得已的時候，往往使用“公益事業”來代替。

    1991年，華東大水災，時任民政部部長的崔乃夫發動了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面向民間的大規模的慈善捐助活動，動員包括港澳臺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及海外華人支援災區的百姓。此次慈善募捐在海內外影響很大，炎黃子孫紛紛慷慨解囊。國內群眾捐款10億元，港澳臺慈善組織和個人及海外華人捐款1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