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千名幹部忙到沒有時間悲傷 將接受心理干預

北川百廢待興，人們承擔著巨大的壓力。

　　“512”地震，不是震中的北川成了第一重災區。每4個死亡或失蹤者中，就有一個北川人。全縣黨政機構、事業單位1931名在職在編幹部，損失了466人，幾乎所有的幹部，都有直系或旁系的親人遇難。從此，這1000多名倖存的北川幹部成為了一個背負著雙重身份的群體，既是搶險救援、災後重建的“主力軍”、“引路人”，其自身又都是家破人亡、身心俱傷的“災民”，背負著雙重身份。

　　10月3日，董玉飛成為震後首位自殺的北川幹部。他的自殺也再次喚起了社會對這個特殊群體的關注。

　　辦公室數次遷移

　　從帳篷到農房再到學生宿舍

　　當記者走進董玉飛生前所在的北川縣委農辦的辦公室，他的同事曾國和以及任科偉正在電腦上撰寫最新的農村災情摸查及災後重建情況專報文件。老曾是一名40多歲的北川籍幹部，小任則是一位從鄰縣過來支援的年輕幹部——災後，中組部、四川省委組織部、綿陽市級部門、綿陽各區市縣和各援建省市先後選派了100多名幹部到北川挂職。

　　“現在的工作條件比一開始要好多了，這幾臺電腦還有激光打印機都是外地捐贈的，縣裏也購置了部分設備，還給通了網絡……”儘管這間僅有10平方米的辦公室裏擠下了5張辦公桌，但老曾對現在的辦公條件很滿意了。他説，地震後什麼都不剩，很多機關連公章都沒有了。他們的辦公室先是安在了帳篷裏，後來又搬到了安縣安昌鎮上的農房裏，“辦公室兼集體宿舍”，到了8月，才隨縣委、縣政府搬進了現在這棟原安縣職業中專的學生宿舍樓。這棟樓被重新維修粉刷，但由於下水道震壞，廁所設在了樓外。同時搬進這棟小樓的還有組織部、宣傳部等數十個部門——但每個單位都只分到了一間辦公室，人多的還得在外頭想辦法。

　　由於北川新縣城的選址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北川縣委、縣政府的駐地在災後數易其址。從最初的辦公地點——北川中學附近的帳篷，遷至北川縣擂鼓鎮的帳篷。期間，北川縣委、縣政府曾在安昌鎮一家賓館的大堂設立臨時辦事處。縣裏的各委、辦、局則擠在旁邊的一間火鍋店裏，甚至“三個單位合用一個桌子”。後來“化整為零”，縣級61個單位陸續租用了附近的農民房作為辦公地兼集體宿舍。現在的縣委、縣政府搬進了北川重建黨工委、管委會所借用的這所學校，合署辦公。同在這個院子裏的，還有山東省援建北川工作指揮部。幹部們都在同一個食堂裏用餐，6元一頓，兩葷兩素，口味川魯結合。

　　壓力數倍于災前

　　國慶長假一天也沒得休息

　　這個人員不整的縣級政權在災後面臨著數倍于平時的工作任務。縣抗震救災指揮部成立的第二天，就發佈了《關於加強抗震救災期間機關幹部管理的通知》，規定實行嚴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時30分上班；實行輪休制，所有崗位每天必須有人在崗；實行請銷假制度，請假必須到人力資源調度組備案；對不服從安排的，嚴肅處理。幾天后，指揮部又發佈了《關於建立抗震救災相關制度的通知》，進一步要求每個幹部必須實行每日報告制度。彙報內容包括當日工作完成情況、存在的主要問題、工作建議、次日工作安排等。“抗震救災就像是打仗，需要戰時的紀律。那些日子，幾乎所有幹部都在一線日以繼夜苦幹，都不提休息的事兒。”曾國和説。

　　從今年6月開始，北川出臺規定，原則上每週六可以休息，但這個規定執行起來並不容易。“工作擺在那兒，很多幹部只能自動放棄。比如，我每天都要匯總農戶受災情況製成60多份專報材料交給縣領導，一天也拖不得。”

　　曾國和説，今年8月，北川再次出臺規定，要求各部門人員強制輪休一週，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息。北川縣委組織部負責人向記者坦陳：“這個制度，確實做不到全覆蓋。”記者在走訪中發現，北川的幹部們似乎都有這麼一種壓力：“全國人民無私支援災區，災區幹部怎可偷閒？”

　　今年國慶，本應是災後的第一個長假，可9月24日那場特大暴雨引發的洪澇和泥石流災害讓幹部們徹底斷了休假的念頭。縣裏提出了要求：中央、省、市援派的幹部國慶節原則上可以回家，本地的幹部原則上就不要休息了。這樣，包括曾國和在內的絕大多數北川幹部仍是一天也沒有休。長假期間，曾國和每天都在加班，結果10月3日董玉飛出事。送走昔日戰友，收起無盡唏噓，工作還要繼續。

　　正如董玉飛的弟弟、北川縣白什鄉鄉長董卓鍇所稱：“哥哥走了，對更多的幹部是一種警示。北川很多幹部都有他這樣的悲傷，但工作還是要一如既往。”

　　不知家在何處

　　震後5個月夫妻僅相聚一次

　　據稱，在倖存的北川幹部中，有近400人遭遇喪偶之痛。即便夫妻都在，離得不遠，也大多過著被迫分居的生活。因為，北川的幹部大部分過著集體宿舍生活。某局有7名男幹部租了一套四室一廳的農房，每室住1人，大廳住3人。當住大廳的幹部的妻子造訪時，住臥室的人便臨時騰出房間，讓對方暫用。這被戲稱為“鐘點房”。有的單位因為人更多，只好用會議室作宿舍，每間20余人，分上下鋪睡，打呼嚕被視為公害。

　　還有很多像曾國和這樣的幹部，自己在安昌上班，配偶卻在異地，由於幾乎沒有假期，夫妻相聚顯得異常的艱難。“震後5個月，我只和愛人聚了一次！”曾國和反復強調，這在北川幹部中一點都不稀奇。

　　説起未來，曾國和有些黯然。“地震時我就一個光人跑出來的，家裏什麼都沒了。”由於目前重建工作的重點在於農房的建設，加上新縣城還不知道在哪兒，北川城鎮幹部職工的住房重建計劃似乎還沒有排上日程。“聽説國家有文件，每個幹部可以補2.5萬元，還沒到手，省、市好像還沒動靜。靠這2.5元加上每個月1000元的工資，什麼時候才能住進自己的家？”

　　心理干預在進行

　　北川制定幹部異地輪訓計劃

　　一位四川綿陽的網友對董玉飛事件發表了這樣的感慨：“他們再也沒有了曾經溫暖的家,再也沒有了曾經朝夕相處的親人。他們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壓力，身心疲憊。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回憶起失去的可愛的親人、美麗的家園，怎不悽然而淚下？”

　　董玉飛遺書裏寫下的“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看來，在北川的幹部中並非個案。北川縣的領導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據縣委組織部負責人介紹，該縣正在制定針對全縣基層幹部的異地輪訓計劃，加強對一線災區幹部的心理干預及輔導，在地震中失去子女和同時失去配偶子女的幹部是輪訓的主要對象。(畢徵）

責編：樊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