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記錄:二十四史就是部貪污史

    王亞南先生曾説過，一部二十四史，實為一部貪污史，深刻至極。

    不論歷史與現實有多大差別，在描述腐敗現象時，驚人的雷同表現在：(1)權力與金錢共生；(2)特權與財富交輝。從形式上看，歷史上的腐敗與現代腐敗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順得其二。但現實的制度結構畢竟與歷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現代腐敗的制度根源在於必須用公共權力來催化和建立市場制度，而歷史上的腐敗則基於各國都在劫難逃的政治特權。

    《亞洲華爾街日報》在2001年做過一個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國有6人“光榮”上榜，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監劉瑾、清朝大貪官和?、伍秉鑒和民國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商人，卻共享了一個“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個人全部是中國最有權和接近最有權的人。

    和?的個人財産約合1900年的10億美金，相當於國家全年財政歲入，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建自家的養老院——頤和園——一個國家腐敗的記錄原因。

    一個所謂負責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質詢的政府。當各級人大代表有能力質詢政府各項收入和審議支出款項，並對政府的回答不持嚴重異議時，中國的政治文明將進入一個新時代。換個角度，政府編制財政收支預案應有相當透明度，人大代表應有能力通過民主程序審議，這將意味著進一步為政府在政治上減負，不致責任過重和權力過大。毫無疑問，做到這一點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

    客觀地説，古代中國政府各級官吏們既為百姓提供了質次價高的公共服務，管理著公共事務，同時在撈錢方面也絕對長了一雙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學起來易如反掌。

    在腐敗問題上，第一要務是制度而不是個人品行，中國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於，上面從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應付日常公務應該花多少錢，以及應該向衙門裏的人支付多少錢才合理。總之是事多錢少，政府撥的錢不夠，於是輔之以縱容亂收錢的“政策”，或者聽任權錢交易發揮作用，結果造成各地的“規矩”不一樣，行政管理就亂了套。

    不難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滿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來滿足，你就很難看清合理的服務收費與搜刮民財之間的黃金分割線。現代行政“問責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納稅人審視“養多少人，花多少錢，辦多少事”，這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級政府省心省力；而傳統問責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實踐都證明了，下級官員糊弄百姓和欺騙上級官員有多大的積極性和多麼驚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