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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鄭月波是一位退休教師。我們在等她30年前的一個學生，説好兩點鐘會來，現在已經三點了。我們等的人叫阿蓮，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
29年前她上中學的時候，控告一位老師強姦過她，於是那位老師被判了7年的刑。現在，她説當年那是一個謊言，並堅決要求還老師一個清白。去年的最後一天，媒體開始報道這件事。當年阿蓮為什麼説謊，為什麼這麼多年後，她又迫切地要為老師伸冤？
鄭老師和阿蓮都住在同一個村子，她也是阿蓮最信任的人。因為阿蓮的家人反對阿蓮再對外人談這件事，鄭老師就把見面地點悄悄安排在自己家裏。這個地方叫新村，在海南省瓊海市轄區北部，村邊有一所學校。29年前，阿蓮在這裡上學。
這就是當年被判了刑的老師，他曾經是阿蓮的班主任，阿蓮是學生班長。阿蓮家境不好，上學比其他同學晚。她在這裡上初中附班的時候，已經18歲。時間是1974年。就在那個年底，有人發現剛剛18歲、還沒成家的阿蓮懷孕了。在鄉親們看來，這是最丟臉的事。當時，蒙上焯已經調到20公里外的另一個學校工作了兩個多月。但是阿蓮控告，就是蒙上焯曾經強姦了她。蒙上焯説：“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好像晴天霹靂一樣感到很突然。我從來都不做這樣的事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我恨死了她，當時就是想一下子就把她吞下去，一下子就把她打死 。”阿蓮的指控改變了蒙上焯的命運，他沒有了工作，卻有了一個不好的名聲。現在，蒙上焯每天幫大兒子在家做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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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來，蒙上焯始終沒有洗掉那個罪名。當年阿蓮懷孕後，就再也沒有唸書。當人們私下議論紛紛的時候，學校上級管理部門專門設立了一個專案組來查處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中國的“十年動亂”還沒結束，而社會生活中，對這種事情的態度往往極為嚴厲。當專案組第三次去阿蓮家的時候，阿蓮指控了蒙上焯。蒙上焯説：“這件事我感到非常突然，我準備馬上去找阿蓮。為什麼你要這樣亂説，後來我又想去找到她，恐怕她又反過來告你準備打她，所以我就不去了。我寫信去罵她，寫了兩封信去罵她。” 蒙上焯的信後來成為他威脅阿蓮的一條罪證。但是，阿蓮的事在村民嘴裏，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阿蓮的老師鄭月波説：“和她（堂兄）有關，一小部分人説她跟（堂兄）很相好的。” 鄭老師説到的這個人是阿蓮的堂兄，當時在生産隊負責記工分。那個時候，當地農民一天做10個工分，大約能掙人民幣3角8分。阿蓮幫家裏幹農活，她的堂兄總是會給她多記工分。鄭老師説：“她經常到堂兄家，堂兄幫她買小東西，買酸菜 買糖果。還是她村裏的人對我説的當時阿蓮懷孕，最初懷孕的時候村裏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當然出了這樣的事，沒有一個人説她的好。都是説她壞女子。”當時，在專案組第三次去阿蓮家之前，阿蓮母親和舅舅把阿蓮叫來嚴厲逼問。那天夜裏，阿蓮説自己懷孕和堂兄有關，但是調查組再來的時候，全家人都説是蒙老師強姦了阿蓮。鄭老師説：“我回家吃飯的路上，他們對我説那件事情現在不是她堂兄了，是蒙老師了。我説奇怪啊，為什麼原來是她堂兄，現在又是蒙老師了呢，為什麼亂説呢？” 不過鄭老師很快就知道了原因。按當地習俗，未婚女子如果懷孕，就要嫁給導致她懷孕的男人來挽回名譽。但是那位堂兄一家，那時候是被劃定為“反革命家庭”。
十年動亂的年代，和“反革命”有關的人很容易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鬥爭。阿蓮一家害怕和“反革命家庭”有牽連，同時也害怕那位堂兄因此出什麼事。“説出來是要出人命的，（她母親）説要説就説遠一點的人，不要説我們村裏的人。絕對不準説村裏的人，因為如果你説是村裏的人，你就要嫁給他，嫁給這個人了。因為她堂兄家是反革命家庭，她的母親就是怕這一點，所以才逼著（説）到蒙老師身上，她也是因為蒙老師調走了，推到蒙老師那就不害怕了。她的母親是用菜刀逼她的。”
當時，正全力為自己辯白的蒙上焯也聽到了這個消息。蒙上焯在等著人家來調查的時候，也給當地大隊支書寫過長信，但是沒有人聽他申辯。多年後，他找到那位前任支書，支書説，當時他們認為，阿蓮控告誰，誰被抓，跟自己沒關係。
蒙上焯的妻子信任丈夫，專門去找過阿蓮，希望她能夠説實話，阿蓮拒絕了結果，在別人代寫的控告書上，阿蓮按照家人的意願按下了手印。蒙上焯並沒有馬上被抓，但要經常接受批鬥。阿蓮則由母親陪著去墮了胎，在控告蒙上焯11個月之後，嫁給了一位樸實、善良，對此完全不知情的男人。1975年7月10日，在大路鎮的中學，當地學區召開了一次全體教師參加的、批鬥蒙上焯的大會。會後，公安局拘留了蒙上焯。從那天起，蒙上焯一家開始獨自承擔這件事情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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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國夏，蒙上焯的長子，當年父親從學校被抓走的時候，一家人還在幾十公里之外，今天瓊海城區附近的老家。那時，家裏除了母親和弟弟，還有一位80多歲的奶奶。為了替母親分擔，蒙國夏在以後的幾年裏，逐漸成為家裏的主要勞力。
蒙上焯被拘留後關押在嘉積鎮，也就是今天的瓊海市。在這兒，一直不相信自己真地會被關起來的蒙上焯接受了半年的審訊。那時候，審訊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怎麼樣審問我，我都不承認這個事，他就叫我讀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説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你把毛主席這條語錄解釋通算你沒罪，放你回家。如果你講不通，那就是你犯罪了，肯定是你犯罪了。他講我代表政府最後一次跟你談話，你要老老實實完全徹底交代問題，我可以放你回家或者重新安排你的工作，如果你頑固抗拒到底死不交代，我就要到你家去發動你的愛人跟你脫離關係。”1976年的一天，辦案人員最後一次找蒙上焯談話。蒙上焯終於違心地寫下了交代。“接到判決書那時候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孩子，那淚水是滾滾下，到了勞改場以後，我就是每天都想這個問題，就想不通。一點都沒犯法，為什麼在勞改場勞改？”1976年4月30日，原瓊海縣人民法院判處蒙上焯“有期徒刑7年勞動改造”。蒙上焯不服判決，上訴中級法院，被駁回。蒙上焯被押往遠離家鄉的勞改場所服刑。
在和鄭老師談話中我發現，當時，18歲的阿蓮似乎是在蒙上焯被抓走以後，才知道事情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但是阿蓮想了些什麼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她什麼也沒説，過著一種表面上和鄉親們一樣平靜的日子。
鄭老師的家就在新村，阿蓮結婚後的家也在新村。
那年，開過批鬥會的一天，鄭老師在村裏遇到了阿蓮。“我説蒙老師已經被逮捕了你知道嗎？她説知道。你怎麼想，她不説話，什麼都不説，就是呆著。”
而這邊，作為新的家庭支柱，蒙國夏念完初中就停止了學業。當年留給他記憶最深的是孤獨和恥辱。“主要是面子的事。人活著痛苦是沒關係的，困難也沒關係的。主要是沒有臉面到外面去，主要是一個名譽的東西。我父親被抓了以後我們學校的活動，我們都一概不參與，反正都是孤單的。人家會取笑你 會在背後説你。他父親跟什麼人搞成這個樣子。這樣的醜事還有臉嗎？將來你也是一樣的人，反正我兩兄弟總是一起，不管到什麼地方，（就是）看電影我弟弟都跟我一起去。”
蒙國夏的弟弟現在經營著一家小賣店，他和哥哥都已經成了家，但他至今不善於主動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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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蓮的丈夫1988年才知道這件事，和家裏其他人不同，他是唯一要求阿蓮説出實話的人。但是他要求不要讓人看清楚他們。阿蓮是做完所有家務，藉口下地做農活，繞一條小路過來的。這對夫妻不善言辭，加上這事上了報紙以後，他們又有了新的顧慮，交談在鄭老師幫助下困難地進行。阿蓮説“怕 怕 我怕。我總是怕。害怕人家去説，怕羞。”幾個月前，阿蓮對記者正式否定了那個謊言。阿蓮結婚後，曾經一直瞞著丈夫沒説。1979年，那裏的公社組織了一個學習班，把一些犯過錯誤的人集中起來學習、寫檢討。有人重提往事，阿蓮被叫進了學習班。可能就在這個時候，阿蓮的丈夫聽到了一些議論，當阿蓮回家後，丈夫在床下找到了藏著的檢討書，他非常生氣。阿蓮的丈夫説：“我就罵她。罵她人家沒做（這個事），你講人家（做）幹什麼 不好，不夠良心。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我説你要去改掉（證詞）。思想鬥爭非常激烈，考慮她母親和家人，講出來以後會不會牽連他們。”他們還擔心，那時他們的兒子很小，如果大人出了事，孩子怎麼辦。最後，夫妻倆都沉默了，這一沉默就是十二年。那年，聽説全國正在糾正冤假錯案，蒙上焯馬上遞交了申訴，瓊海縣法院派了人，到農場和阿蓮那個村子調查。蒙上焯説：“（當時）感覺到這次可能有希望了，沒有希望他不會到勞改場來問我。”
但是在村裏，沒有人願意或者能夠提供對蒙上焯有利的證據。鄭老師説：“心裏都很明白這件事不是蒙老師，但是每一個人的心裏又在盤算，阿蓮都不説，她家人也不説，你怎麼説？” 這一次阿蓮和丈夫感到又保住了家人。而蒙上焯因證據不足，被駁回申訴。蒙上焯沒有繼續上訴。1982年，蒙上焯服完了7年的刑期，回家了。蒙上焯雖然回家了，但那幾年他發現，他和兒子之間總有一道墻。蒙上焯開始跑法院，他還去找當年的村幹部，找原來的辦案人，可是一直沒有進展。而阿蓮一直心事重重。家人是沒事了，但是她還是又在內疚和害怕之間痛苦，不知道該怎麼辦。蒙上焯出獄後，遇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十幾年來一家人變化很大。蒙上焯當了爺爺。全家人也從老家農村搬進了萬泉鎮，新房是自己蓋的，還開了一個糧食店。但這些都不是這家人最看重的改變。因為蒙上焯還背著一個強姦犯的名聲。他們決定一定要找阿蓮出來作證，這也許是唯一的出路了。那時候，阿蓮的母親去世已經一年，阿蓮的丈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丈夫執筆給原瓊海縣法院寄出了一封信。1988年8月24日，法院給阿蓮發出了傳票。可是阿蓮還沒有準備好，接到傳票，她又不敢去了。事情偏偏湊巧，5天后，蒙上焯找到了阿蓮家，那也是時事隔13年後蒙上焯第一次看見阿蓮，他並不知道他們寫了信。蒙上焯説：“當時我一到阿蓮家看到她在大門口，一見我來了她就跑掉了。不敢跟我講話，我也不去追她，讓她跑。我就跟她的老公談話。我跟她老公講，你跟她結婚好多年了，有人告訴我1975年政府抓我坐牢，你在1975年12月份結婚了到現在十多年了，你跟她十多年來，可能她告訴過你當初她是跟誰懷孕的，最好你教育她，老老實實地把問題交代出來，如果不交代出來，那我對她就不客氣。結果她的老公態度比較好。説老叔我知道這回事，主要是她當時不懂事，誣告你了。我已經寄信到瓊海縣法院去給你講這個問題。我就問他法院寄傳票給你，是法院為了解決問題。為什麼你不到法院去講，他講她不敢去，我回來又問法官，阿蓮誣告我這個問題，你法院怎麼考慮，那個李審判他講，我給她傳票， 她都不敢來。叫我們怎麼辦呢？”為了表明誠意，阿蓮的丈夫還把法院的傳票拿給蒙上焯看。阿蓮原來只是一個人害怕。自從蒙上焯來過以後，阿蓮家人都開始擔心起來，包括當年導致阿蓮懷孕的堂兄一家，都開始再次向阿蓮施加壓力。
在丈夫和蒙老師的努力下，阿蓮終於敢作證了。他們先後於1989年和2000年向中院和高院説明了情況，但是，阿蓮始終沒有説出堂兄。因為阿蓮一方面覺得説出堂兄太丟臉，更害怕法院去追究堂兄於是法院來調查時，她説那人已經死了。因為沒有人來承擔責任，2001年，海南高院駁回了蒙上焯的申訴。蒙上焯的兒子説“我家接到這個通知以後就感到好像一陣烈雷打下來。反應最大的是我母親，我坐牢的時候她已經受苦受累了幾年，我出來又跑來跑去花了很多錢，現在高級法院又這樣回信過對她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她一個子就變成了瘋子。”蒙上焯的妻子在醫院一共度過了15個月，就在離他家幾百米的地方，我看見了這個醫院。
後來阿蓮終於在證言中寫出了堂兄的姓名，蒙國夏和舅舅一道也終於説服阿蓮的堂兄在證言裏承認了責任。不過這次申訴現在還沒有結果。阿蓮説她不怕為這件事坐牢，但是她現在最擔心的是怕這件事給兒子丟臉，沒有人肯嫁給他。阿蓮終於做出了她能做並且應該做的事，這天她和蒙老師在鄭老師家又一次見面了。但是內疚的心情使她幾乎一直躲在廚房。後來她説，那天她想説對不起，但是她什麼也説不出。蒙上焯説：“我的心情有時候是這樣（原諒她），但是事情想不通 問題不解決又怨恨她。複雜，很複雜。”
我們不知道明天有一個什麼結局，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經歷的是漫長的29年。
責編：石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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