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講壇：《共産黨宣言》的23種中譯本

    演講人：高放　

    高放 福建福州人，1949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研究生畢業。1950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際共運》雜誌主編,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北京市國際共運史學會第二屆會長。從事國際共運史研究。著有《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合著《普列漢諾夫評傳》、《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通史教程》、《評〈第三次浪潮〉》等。

    《光明日報》今年7月3日刊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秘書長楊金海研究員寫的《〈共産黨宣言〉與中華中族的百年命運》（以下簡稱《楊文》），文中就《宣言》12個中譯本的譯者、特點、出版情況等作了全面、扼要概述。這對於讀者了解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傳播很有幫助。我從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創辦伊始，一直教政治理論課，幾乎年年都要學習、講解《宣言》。對這一本劃時代的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可以説心有專注，情有獨鍾，長期蒐集、收藏不同中譯本，並進行比較研究。《楊文》促使我去盤點核實我所知道的各種中譯本，累計竟有23種之多，足見《宣言》是多年來對我國影響最大、最深遠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現在把《楊文》尚未提到的11種中譯本簡介如下，並對《楊文》某些不確切和過於簡略之處稍加訂正和補充。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有9種中譯本

    早在1998年，為紀念《共産黨宣言》出版150週年,我就曾在3月4日出版的《中華讀書報》發表《魅力無窮的經典名著》，文中提到“中文先後有過十五種中譯本”（拙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別史》，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頁）。當年5月我到中央編譯局參加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常務理事會時，編譯局一位老領導曾經問我：“老高，你説《宣言》有十五種中譯本，真有這麼多種嗎？”我説，這是依據我蒐集到的資料統計出來的。近十年來，我又查尋到八種中譯本，所以總共有二十三種。本文所補充介紹的這十一種，其出版地點是：兩種在東京，一種在北京，一種在莫斯科，三種在香港，四種在台北。

    第一種中譯本是1907年在東京出版的。是由當時留日學生署名“蜀魂”翻譯的。東京社會主義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譯《社會主義神髓》一書,曾附有社會主義研究社的“社會主義叢書出版預告”，其中列出的是蜀魂譯的五本書，有一本就是《共産黨宣言》，德國馬爾克、嫣及爾（即馬克思、恩格斯）合著（見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資料叢書第三輯《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74-275頁）。

    第二種中譯本是1908年在東京出版的。是由當時留日學生署名“民鳴”翻譯的。1908年1月15日在東京出版的《天義》報月刊第15卷曾經刊出該報關於出版社會主義書籍的廣告：“本報下冊匯列新譯各書成一最巨之冊，其目如下”，其中第一本書就是《共産黨宣言》，馬爾克斯、因格爾斯著（即馬克思、恩格斯著），還有克魯絕特金著《面色略奪》等。廣告之末還寫明：“特此預告，不日出版。”在這一期《天義》報上還首先發表了民鳴譯的恩格斯著《共産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見上引《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第286-293頁）。查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義》報第16、17、18、19卷合刊,確實登載有民鳴譯的《共産黨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該報停刊，沒有見到後續的第二、三、四章譯文，也沒有見到此書單行本。

    二十多年前，我曾寫信請日本朋友、京都大學狹間直樹教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名專家）幫我查尋日本各圖書館是否收藏有以上兩種中譯本，承他復信告之均無所獲，並且複印了上述《社會主義神髓》一書的版權頁和《天義》報所載民鳴譯《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寄贈給我。版權頁上增加的信息有社會主義叢書的代售處為日本東京神田區駿河臺鈴木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宣言》第一章的標題資産者與無産者，民鳴譯為紳士與平民。現在我把1907年、1908年這兩種中譯本的信息公諸於眾,深望熱心人繼續尋覓。

    第三種中譯本是《楊文》評介的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在國內最早出版的這個中譯本在上世紀20-30年代多次多處重印，廣為傳播，可以説是培養了一整代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黨人。我也是在1944年上高中二年級前,一位進步老師借給我讀這個譯本，才受到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的。後來直到1980年我才從《紅旗》雜誌社圖書資料室借到1965年該社翻印的陳望道譯本的簡體字本複印一冊。陳譯本第一版只印1千冊，現在僅保存有11冊。《楊文》列出了這11個收藏處，可惜其中有4處寫得不準確。現據紅色收藏家范強鳴選編的《紅色中華第一書》（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的圖文解説和有關資料加以訂正。中國革命博物館已于2003年2月28日改名中國國家博物館,延安革命博物館應為延安革命紀念館（自1950年7月建館起從未改名），山東廣饒市博物館自1995年12月改名山東東營市歷史博物館，浙江上虞縣檔案館應為浙江上虞市檔案館（上虞自1992年10月18日撤縣改市）。

    第四種是1930年華崗譯本。《楊文》只説華崗是“我黨理論家”，這裡略加補充。華崗（1903-1972），生於浙江龍遊貧農之家，1920年小學畢業考入衢州省立第八師範學校，1924年轉入寧波四中續讀高中，把幼名華延年改名華少峰。這一年春開始在報刊發表文章，多署名少峰，秋後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即擔任團寧波地委宣傳部長，1925年夏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校方開除，團中央即任命他為團南京地委書記，9月他在南京加入共産黨。從此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受命作為代表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和中國共青團五大，在會上當選團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還兼任中共江蘇省委的部分工作。1929年黨中央在上海成立華興書局，他受命按照1888年恩格斯親自校訂的英文版《共産黨宣言》重新翻譯並出版。他參照自己學習過的陳望道譯本，字斟句酌，反復推敲，終於在1930年初，由華興書局出版了第一次署名華崗譯的《共産黨宣言》中英文對照本（從這時起他發表文稿才用華崗）。我是在1973-1978年因人大停辦，轉到北大教書期間，從北大圖書館頭一次借讀到這個譯本的。到1982年秋才又從北大借出此書複印一冊。另外，我于1957年年底在東四人民市場舊書店還買到《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一書，署名彭漢文編譯，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內容包括華崗譯《宣言》。長期以來我對此書編譯者彭漢文是否華崗別名，難以判明。《楊文》也講到：“1930年3月，華興書局又以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名義出版了署名潘鴻文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一書。該書除收入華崗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還收入恩格斯的《共産主義原理》和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不難看出，該書的譯者和編者對《共産黨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按照這種説法，該書編者潘鴻文和譯者華崗似乎是兩個人。我認為，這兩本書的書名與內容完全一樣，此書編者潘鴻文與上述我買到的那本書的編譯者彭漢文，發音相近，可以肯定是同一個人。那麼潘鴻文與彭漢文是否華崗的別名呢？前兩年華崗的女兒華景杭來拜訪時我同她探討了多次。景杭1947年出生，華崗于1955年因胡風案蒙冤入獄（1972年慘死獄中,1980年徹底平反），她不可能知道往事細節。從她送給我的向陽著《華崗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得知：華崗1924年在寧波四中參加革命活動時有一位親密戰友潘念之，本是寧波育德中學教師，比華崗大幾歲，當時他擔任團寧波地委書記，華崗是宣傳部長，“團寧波地委給上級寫了許多報告，署名都是潘楓涂（念之）和華少峰的名字或代號。”（《華崗傳》第53頁）我們都認為華崗以潘鴻文為別名出書很可能是為了紀念他的老戰友，至於到1938年又改名為彭漢文，可能由於此書已從上海改為在漢口出版。

    第五、六、七種中譯本，就是《楊文》所寫的1938年成倣吾、徐冰合譯本，1943年陳瘦石譯本和博古校譯本。既然博古的校譯本是1943年8月才出版，可是《楊文》又説這個譯本發行量極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計在幾百萬冊”。這裡所説的1938年顯然不準確，發行量也不可能達幾百萬冊。當時各解放區幹部總數才約有幾十萬人。我于1948年在解放區華北大學當研究生時，也是研讀這個譯本。

    第八種中譯本是喬冠華校譯本。為紀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週年,中國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這個校譯本。我早知有這個新版本，但是在內地一直查不到。直到1988年10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時才複印一冊帶回。該書署名譯者成倣吾、徐冰、喬木（喬冠華的筆名），校後記説：“由於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譯本是根據英文校的——儘管原譯是根據德文譯的。除掉誤植和個別的字句而外，比較重要的校正可以説是很少的。”如果只看這個説明，就會認為這個新版本不能算是新譯本。但是我粗略比較一番，改動竟有近百處之多。僅舉一例，原譯第二章在表明共産黨與其他無産階級政黨的區別時説：共産黨“堅持整個無産階級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喬木校譯時改為“堅持全然和民族問題無關的整個無産階級底共同利益。”所以本書儘管喬木謙虛地仍然署名成倣吾、徐冰、喬木譯，實際上應該説是一種新的校譯本。

    第九種中譯本是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的《宣言》百週年紀念版。《楊文》説：“1949年初該版本運到中國”,此説恐不準確。該版本裏封明確印有“一九四九。莫斯科”，即是説該書最早也是1949年春天才出版。我是1949年3月6日隨華北大學隊伍進入北京城，貪婪地多次逛書店，到12月間才買到這個珍本的（也可能早幾個月已開始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