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華人記者張丹紅因為為中國説好話太多而被德國之聲暫停播音。9月5日，退休前曾任德國報紙編輯和德國電視一台新聞節目編輯的德國資深記者福爾克爾 布羅伊蒂加姆（Volker Br?utigam）在德國《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網站發表長篇文章，題目是：《充當“封口”口袋編織者的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 als Maulkorbflechter）。文章詳細摘要如下。
今年42歲的張丹紅，雖然到現在為止還是德國對外廣播電臺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副主任，但最近已被“暫時停職”。她被禁止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而且不得從事德國之聲的播音工作。由於德國之聲解釋得很少，張丹紅本人也不得對外表態，因此德國之聲這麼做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已經成為公眾議論的話題。張丹紅受到“封口”處罰，是因為她在德國電視二台伊爾納（Illner）主持的節目以及接受許多報紙和電臺的採訪中，沒有按人們預想的、期盼的，而且大多數人都在做的那樣，對中國進行漫罵，而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她被其僱主處罰，是因為她試圖把自高自大的、幸災樂禍的德國媒體所歪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重新進行客觀一些的描繪，而這一嘗試是值得讚賞的。
是新聞檢查？還是自我檢查？是媒體醜聞？還是政治醜聞？我們將發現，德國之聲圍繞張丹紅所上演的這場蹩腳的演出，上述各點都沾邊。而在開演之前，首先登場的那些令人噁心的主角，是一個名叫威弗爾施皮茨的社民黨聯邦議員，以及《柏林報》(Berliner Zeitung)和《焦點》(Focus)雜誌。而在幕後，則是“心理—政治邪教”法輪功。
德國之聲臺長辦公室主任安斯加爾 布爾格霍夫（Ansgar Burghof）説：“張女士有些説法不能就這樣沒事了。”還有，“關於那些指責，我們的一致意見是，要靜下來審查”。
這些指責是指張編輯發表了不令人喜歡的言論。不過，這些言論並不是在德國之聲的電臺上發表的，而是在外邊的論壇上。但現在張丹紅卻為此受到了德國之聲內部的、準預防性質的處罰。而且審查還要在處分之後“靜下來”進行。這是越線，是不可容忍的，但德國之聲的頭頭居然還把消息向外界捅了出去，而且不為此感到難堪。臺長辦公室主任布爾格霍夫對他自己所描述的這種處理方式絲毫不感到羞恥，而且其他頭頭也是這樣。至於這種做法在勞動法上站不住腳，就更不用提了。
一場向言論自由宣戰的運動
到底出了什麼事？原來，張丹紅是在奧運會前夕多次參加脫口秀和接受採訪時，批評中國太少了。但她説的卻是事實，即，西方在報道人民共和國時，多把消極面當作重點。張認為，中國也取得了進步，甚至包括人權方面的進步。於是，像（接近法輪功邪教的）大紀元等反華網站就發動了一場針對我們這位女同事的運動。
“我決不否認，中國還有傷害人權的事情，但是我所要批評的是，這裡只報道消極的東西，對進步熟視無睹。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發展情況非常複雜，因此，我希望出現更多言之有據的背景性報道……”這一願望非常合理。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至少，14億人在吃飯方面有最基本的保障。而且中國在法制安全方面取得的進步也不容忽視。這種進步是巨大的，以至於中國新的勞動法要頒布的時候，德國和美國公司在中國的代表們（也包括德國海外商會在中國的代表）居然情緒激動地認為中國“走得太遠”了（這是不是因為他們擔心這個法律將使被他們剝削至深的中國苦工得到保護呢？）。無論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進步，雖然進步還很緩慢，但是是持續不斷的。可惜的是，德國主流媒體沒有像它們應該做的那樣，支持和承認這些進步。
再看張的另一句原話：“我本人在中國一直生活到1988年，當時的情況的確很糟。這也是我離開家鄉的原因之一。但是和那時相比，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享受到的自由多得多。可是，如果看這裡的報紙，人們會以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差勁的、踐踏人權的邪惡國家……”
觀察得仔細，説了實話。張還認為，中國共産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簡明扼要：“人人有權享有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但張丹紅在説這句話之前還説，她所指的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才使得中國4億人脫貧，不再像以前那樣出現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饑餓或嚴寒，或者死於饑寒交迫之中的情況。
難道是對非主流觀點的尊重？
從一個中國知識女性的視角出發，張的言論其實不難明白，即，如果90%的人生活不錯，那麼10%的人生活還不好，尚可忍受，何況中國還在努力改善這10%的人的生活。而且，物質上的基本保障是思想自由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作為歐洲人，我們不一定非得贊同這樣的立場不可，但這一立場值得尊重，即使它不合胃口。對張丹紅這樣的同行，我們因其觀點不落俗套就對她發表自己的、有根有據的言論進行指責，實在是不符合我們關於言論自由的權利的任何觀念。
有人指責張丹紅為中國封鎖法輪功和“藏獨”組織等批評中國的網站進行“間接辯護”，因為她説過，在德國“也不能打開兒童色情網頁或者極右網頁”。這種類比不妥，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我們的同事張丹紅特別補充説明，她並不是想直接進行比較。而現在，只要你費點功夫去聽她在德意志電臺（Deutschlandfunk）上所參加的那個名為“交鋒”（Kontrovers）的訪談節目（而這在互聯網上是可以下載的），就很容易發現，張的本意是指，大眾媒體被允許報道什麼，不被允許報道什麼，各國的理解不同，各國政府的理解不同，各個文化圈的理解也不同。而且你也會發現，張女士是在回答那些非常具有挑釁性的反駁時説這番話的。因此，有人説，張丹紅是在為中國的互聯網檢查措施進行“辯護”，我看從訪談的原文中是找不到根據的。
胡説八道的威弗爾施皮茨
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一個尋求客觀處理張丹紅案件的法院，而是面對輿論界和政界。在那裏揮舞語言大棒的是一些黨閥，例如，社民黨的議會黨團內政發言人迪特?威弗爾施皮茨（Dieter Wiefelspuetz）。他既不質疑自身，也遠談不上明智，更不去做任何內行和公正的努力（連張丹紅看問題的方法也不屑一問），就大放厥詞：“這個女子的腦子裏已經認同中國政府的檢查”， 這個女記者的做法表明她“不適合在德國之聲工作”。
仿佛像威弗爾施皮茨這樣一個自鳴得意的政客出來胡説八道，就可以給這件事下定論似的。其實，他説這番損人的話不過是為了標新立異和自我表演。而《柏林報》呢，早就到了墮落的邊緣，昔日良好聲譽早已蕩然無存，這時便迫不及待地上陣，把威弗爾施皮茨侮辱人的話急呼呼地登了出來。至於《焦點》雜誌，平時就因仇華、仇共而知名，並且對真相與事實處理得相當隨意，它在8月11日居然寫道，張丹紅“為中國共産黨獻媚”。這種欺騙讀者的謊言實在令人噁心，突出表明了該雜誌是多麼地把“乾淨的新聞工作”不當回事。但是，威弗爾施皮茨卻一點都不為此感到害臊，也不與這樣的報道拉開距離。
理想、價值準則、言論自由
張的僱主、德國之聲曾經對新聞界發表過一份非常黏糊糊的話：“根據多年的經驗，我們知道，張女士並無保留地贊同德國之聲內容廣泛的價值準則，而且在其日常工作中出色地證明了這一點……”價值準則？按德國之聲的官方理解，這樣誇張而且模糊的解釋，是不是要界定記者自由發表意見的界限？這樣隨便地使用這個給人致命打擊的字眼，不是更多地表明，我們的主流媒體真正允許自由發表的言論，僅僅是所謂“正確的”言論嗎？
德國之聲在介紹自己的“理想”時聲稱，“我們促進文化間的對話，支持民族間的諒解與寬容”。但是，對張丹紅的處理與這樣的表述如何相適應？德國法律給這個對外廣播電臺規定的任務中，有一句關鍵的話：“要介紹德國是在歐洲的大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文化國家，促進文化和民族間的理解與交流。”現在，卻企圖禁止一個持批評意見的女記者發表獨立的觀點，這又如何解釋？
可憐的是，德國之聲自稱是“德國在世界上的名片”，並且需要可信的價值、原則和理想。這包括：
——“傳播德國和其他國家看問題的方法”，但是不合德國胃口的就得打入另冊？
——“促進文化間的對話，支持民族間的諒解與寬容”，但是卻要對別人下“封口令”？
——“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支持人權”，但是德國之聲自己的工作人員卻不得享受這種價值觀？
——“我們是文化的承載者，弘揚德國以及歐洲文化”，但是卻對我們自己做出的這種非文明行為默不作聲？
——“我們以極高的可信度提高德國在全世界的形象”，但是卻禁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觀、正確言論，把14億中國人都當作土著人？
實際上，德國之聲的行為已經回答了上述問題，表面上是在維護其“價值準則”，實則是在破壞言論自由。可惜的是，上面所引的這些立場，在德國之聲的中文網站上也可以看到。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醜態，理應感到羞恥。
沒有政界壓力？
德國之聲臺長辦公室主任安斯加爾?布爾格霍夫曾經表示，沒有政治壓力，這簡直是厚顏無恥，只能説明他把德國新聞同行和廣大公眾看得太低能、太簡單了。德國之聲是公法性機構，但其經費全部來自納稅人。它的臺長埃裏克?貝特曼是社民黨人。而迪特 威弗爾施皮茨是社民黨的聯邦議員兼社民黨議會黨團內政發言人。
在張丹紅參加的關於她的出生國的訪談和脫口秀中，至少有一次，有一名法輪功的代表出席。但是，只要我們不像達賴喇嘛的眾多信徒那樣，盲目地熱衷於遠東神秘教，不喪失全部的批評理智，就不難知道，法輪功其實並不僅僅是在搞沉思性修煉、組織爺爺奶奶們從事體操晨練，而且是一個利用外國秘密警察的資助、試圖動搖中國政府的破壞性團夥。不論法輪功以什麼樣的面目出現，這個秘密組織決不是無害的。對此，杜伊斯堡大學的教授托馬斯 黑伯勒（Thomas Heberer）早就提供過有説服力的證明。他在此後還受到過很多言論威脅，關於這些威脅，他都可以再寫幾篇學術論文了。這次“張丹紅事件”，就是《柏林報》和《焦點》雜誌從法輪功那裏獲得炮彈，然後開火，並且嚴重地傷害了當事人。
頭頭們施壓，同行如何受到保護
現在，我們的女同行張丹紅受到了煽動性攻擊，但已經墮落的德國新聞界卻極少有人出來反擊。我們的記者隊伍視而不見，沒有挺身而出，沒有向我們的女同行表示我們理應表示的積極聲援。而這位同行之所以受到處罰，是因為那些迫害她的人認為，她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出足夠的蔑視。我們的記者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看到，張丹紅的職場命運掌握在德國之聲的那班頭頭腦腦的人手裏，而這些頭頭腦腦們顯然認為，自己的一名女同事的言論自由不值得捍衛，她在受到外界無恥的攻擊時，也不值得去保護她。
但是，不管怎樣，德國之聲還有一項內部自由保護條例並未失效。德國之聲還有一位職員代表，他也不可能對自己的同事受到追擊無動於衷。如果德國之聲的上層不回歸理智的話，那麼這件不愉快的事是可以告到法院的。而一旦告到法院，德國之聲的那些負責人的形象必將非常之差，因為支持他們這種做法的理由少得可憐。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人嘗試著這樣解釋張丹紅的觀點，即，把張丹紅看作一個打上中國社會烙印的人，這樣的人看待現在的中國，和西歐人以自己的眼光看待現實的歐洲一樣，沒有什麼不合適的，因此指責她，甚至讓她在職場上受損，這無異於實行“言論恐怖主義”。我們不僅要指責德國之聲在搞“言論恐怖主義”，而且，默不作聲的德國看客和我們德國媒體的大部分同行，也應該受到這樣的責備。（人民網柏林9月12日電）
鏈結：馬克思領導過的《新萊茵報》 人民網駐德國記者劉華新
記者注意到《新萊茵報》，是因為德國退休的知名記者福爾克爾?布羅伊蒂加姆9月5日在該報網站上發表了一篇聲援最近受“封殺”的德國之聲華人記者張丹紅的文章。布氏曾在德國的報紙任編輯，後來還編輯過德國主流媒體——德國電視一台的新聞節目，但他的這篇文章卻不在大媒體上發表，而是在不太知名的《新萊茵報》，這裡面一定有文章。
記者撥通了該報在德國西部城市科隆編輯部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一名叫漢斯—迪特?海伊的記者。他説，發行人（相當於社長）彼得?克萊訥特不在，有什麼問題他就可以作答。原來，他也是該報主要負責人之一。説是負責人，其實只是編輯部三名成員之一，第三個人是記者克裏斯蒂安 海因利奇。記者一下子想到，馬克思當年創辦《新萊茵報》時，不也只有包括恩格斯和作家格?維爾特在內的七個人嗎？看來，這個編輯部也是走精兵強將的路子？
馬克思、恩格斯在科隆編輯的《新萊茵報》是一張無産階級報紙，1848年6月1日成立，但遭到當時的普魯士反動政府的多次迫害，出版301期後被迫於1849年5月19日停刊。2005年8月，以68歲的知名電影製作人、記者克萊訥特（他領導過的“Kaos電影和攝像組”曾製作過數百部紀錄片等並多次獲獎）為代表的一批記者、政治活躍人物和互聯網專業人士發起，恢復了這份報紙，但因為印刷費用昂貴，現在的《新萊茵報》只是一份網上報紙。
記者在網上看到，該報的自我介紹中，開宗明義地寫道：在獨立性、負責和批評性報道方面，繼承1848年6月1日在科隆創辦的〈〈新萊茵報〉〉致力於啟蒙的傳統。網頁編排得頗為美觀，內容也算豐富，有國內外新聞、地區新聞、社會福利、經濟、媒體、體育、評論等不少欄目。但主要內容和觀點都是大媒體上難得一見的，例如德國聯邦情報局對記者的監視，歐洲新納粹活動情況。海伊説，編輯這張報紙的初衷就是因為德國媒體的多元化程度正在降低，而且許多媒體在搞“內部檢查”，不同意見發表不出去，因此需要這麼一個平臺。如聲援張丹紅的文章就是如此。該報網頁上也明確寫著：現在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在德國正在悄然消失，原因是傳媒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我們要與這種現象作抗爭。特別是受控于康採恩的主流媒體認為不適合刊登的新聞，是我們報道的重點。另一家報紙《日報》報道説，《新萊茵報》的創辦者們認為，現在的德國，民主遭到破壞，社會福利被削弱，基本權利難保障，因此很有必要建立起“相反的輿論”。
海伊説，這份網絡報紙的稿件作者都是義務撰稿，因為該報經費有限，現在還基本沒有公司廣告。但海伊説，兩年來，網站（
www.nrhz.de/flyer）的點擊率已經上升到每天6000次。記者從網上搜索，得到的印像是，一些文章很有見地。寫文章的作者有記者、政治家、科學家。海伊説，但是也有的文章得罪了某些人，被打官司。記者不禁想到，當年馬克思的《新萊茵報》也打過幾場有名的官司。（人民網柏林9月12日電）
責編：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