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工地慘劇：本該解除的隱患終成大禍

　　“中國地鐵修建史上最大的事故”──杭州地鐵工地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蹤。11月16日晚上，當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趙鐵錘、浙江省副省長金德水、杭州市市長蔡奇責問地鐵施工相關負責人“是否在事故之前就曾發現過事故隱患”時，該負責人表示確實存在隱患。當趙鐵錘隨即痛批“為什麼不事先採取措施解除隱患”時，相關負責人表示，已向上級部門彙報過，需要等上級批示。對此回答，三位領導均表示，出現這麼重大的安全隱患，施工單位應該及時採取措施補救，根本不需等待審批。（《廣州日報》11月17日）

　　本可以解除的隱患，為什麼一直存在直到釀成大禍？三位領導批評施工單位本該及時採取措施，根本不需要等待審批──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畢竟，人命關天的事情怎可以如此懈怠，不見批條就毫無擔當？但事情顯然不是痛罵施工方這麼簡單。施工單位或許也有苦衷：如果面對的不是簡單明了的“小隱患”，而是原因複雜矛盾尖銳但情況不甚明朗，需要進一步探明甚至停工整頓的，那麼，他們敢作出多少決斷？如果進一步探明的是“小問題”，興師動眾的“大停工”若耽誤整體規劃佈局，施工負責人是否能擔當得起政府部門的“問責”？人命面前，我無意為施工方開脫，只想説，施工方發現重大隱患之後及時向上級部門彙報，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

　　要害問題在於：施工方能有多大權限在“領導批示”未下來之前，作出力所能及的反應？就判斷施工隱患來講，施工方顯然比“上級領導”更為直接，也更為專業。那這群“更為專業的人”為什麼只能坐等不甚專業的“上級領導批示”來安排下一步工作呢？有人説，是“上級領導”沒及時批示的“官僚作風”，讓施工隱患搶在“批條”之前肆虐發威。“官僚作風”或許是有的，但“領導批示時效延誤”的結論暫時好像也沒有根據。筆者以為，就目前信息來看，這裡面暴露出的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行政運作不專業”的問題。

　　實現最有效率的管理，必須實現責、權、利明確統一的專業化運作，每一個崗位都能有明晰責任，並對等地享有相應的權力，繼而也能享受對應的利益。該有的責任不擔當，就要被問責；該有的權力不運用，出了問題也要被問責。這種管理的專業化運作，會令每一個崗位表現出“職業化”的狀態──更有能力、更有效力，自然也就更有“生産力”。

　　職業化運作被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高度重視──組長就是組長、主管就是主管、經理就是經理，嚴格按照流程操作，令權力實現高效率運轉。但在政府管理部門，這種“專業化”、“職業化”意識並不強，很多時候仍然陷於“一鍋煮”的狀態。很多問題不是在各個層級解決，而是逐級上報，最後芝麻大的事情也要上報到最高領導那裏“批示”，結果是效率低下，不見批示什麼也不肯幹。

　　這種不專業化、不職業化的結果，就是造成責權利的扭曲，也讓公共資源付出了沉重代價。一個城市建地鐵，的確是大事情，通常是把工程招標外包出去，而這種形式最需要的就是理順責權利關係。在決策、執行過程中，若不能充分尊重“專業”，不能充分按照責權利的原則實現分級的承擔與用權，就難免會出現各種問題，甚至付出血的代價。

　　痛定思痛，行政部門應從“坐等領導批示”的慘劇中總結教訓，從對專業化用權的“集體無意識”中走出來，通過認真自省，有意識地加強行政用權的專業化運作。公司需要“職業人”，政府同樣需要“職業官”。（畢詩成）

責編：汪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