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最具影響力的30件大事

 
    1、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全會作出的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深圳開發區。

    2、1979年 設立經濟特區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8月13日，國務院頒發《關於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擴大地方和企業的外貿權限，鼓勵增加出口，辦好出口特區。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改革開放之初，在缺少對外經濟交往經驗、國內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形勢下，設立經濟特區為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3、1982年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確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産計酬，聯産到勞，包産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産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並不斷充實完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製作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而且，隨著承包制的推行，個人付出與收入挂勾，使農民生産的積極性大增，解放了農村生産力。

 80年代，一些地區逐漸取消食品的憑票供應。

　　4、1984年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産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決定》認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了條件。

　　5、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啟動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規定》的出臺是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步驟，對於進一步簡政放權，改善企業外部條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機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