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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中國銀行內部審計中，一筆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
這筆錢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國銀行的，總額為1.2萬英鎊，戶名是代周總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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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當年月工資也不過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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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英國倫敦，一對中年夫婦以當時市價三分之二的價格出售了自己的房産。售價為1.2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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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中國銀行
1997年，在中國銀行的內部審計中，一筆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
湯：秘密，一直在那裏存著。
這筆錢是1967年7月18日存入中國銀行的，總額為1.2萬英鎊，戶名是的帶周總理存。根據當年的匯率，一萬兩千英鎊折合成人民幣八萬兩千三百零八元。在60年代的中國這無疑是一筆鉅款。當時這12000英鎊為什麼會以周總理的名義存入中國銀行呢？這是總理的私人存款還是另有他用呢？
1967年初，在英國倫敦，一套公寓已12000英鎊的價格出售了，這個價格只相當於當時市價的三分之二，只有急需錢用的人才會以如此底的價錢將房産出手。公寓的主人是一對中年夫婦，丈夫叫劉本捆妻子叫劉道蕊。他們都是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的員工，在倫敦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究竟是什麼事讓夫婦倆把用半生積蓄購買的房産變賣呢？
道蕊：“中國是我們的家，我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我愛中國，我愛中國共産黨。”這是劉道蕊經常會説的兩句話。老人1918年出生在英國倫敦今年89歲，她現在住在北京的一家老年公寓裏。她説自己之所以能與中國結緣是因為20世紀的那場戰爭。
1940年，二戰的硝煙瀰漫著整個歐洲，那一年德軍的飛機對倫敦進行了長達10個月的大轟炸。
道蕊：當二戰開始時，我大約才20歲。[德軍的]飛機經常來轟炸倫敦，我的家也被夷為一片平地。
轟炸剛剛結束，很多為生計奔波的倫敦市民紛紛去尋找新的工作。那時一個叫多利-史密斯的年輕姑娘來到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應聘。
道蕊：1939年，我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我們與中國銀行在一個樓裏辦公。後來，戰爭開始了，我的公司停業了，於是我又來到中國銀行工作。
20世紀40年代，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機構之一，它不僅負責英國本土的業務，還管轄著整個歐洲與非洲大陸的銀行業務。雖然是戰爭期間，但作為中國政府特許的唯一一家國際匯兌銀行，中國銀行一直堅持營業。當時中行倫敦分行的僱員既有中國人也有英國人。多麗被聘用後，除了擔任櫃臺出納應付日常業務，她每天還要為上百名中國海員發放工資，辦理匯款。
道蕊：遺憾的是，這些海員都是在國民黨管理的俱樂部裏活動。在那裏，他們都被帶壞了，沾染上了英國的壞風氣。賭牌。嫖娼。他們把掙來的大部分錢都花在那上面了。
多利生長在一個傳統的英國産業工人家庭，從小就養成了節儉的生活習慣。看者中國海員把剛剛領道的工資拿去隨意揮霍，多利既氣憤又同情，那時只要海員們接受她的勸説把工資寄回國內，多利就會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減免他們匯款的手續費。
轉眼間就到了1944年，善良勤奮的英國姑娘多利在中行倫敦分行已經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業績贏得了經理和同事們的一致好評。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卻闖了大禍。
1944年中國國內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最關鍵的階段，中國政府和紅十字會都在中行倫敦分行設立了募捐箱，為抗日戰爭的受害者募捐，而多麗發現負責管理中國政府募捐箱的官員經常會盜取捐款。
道蕊：我們那時在櫃臺上放著兩隻箱子來募集捐款。一個是蔣介石的愛人設立的，一個是紅十字會的。我把蔣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櫃臺底下，因為我不相信他們，我可以肯定那裏的錢都得裝進[那些官員的]腰包。我把紅十會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櫃臺上面。
多利的舉動激怒了募捐官，他以私藏政府募捐箱為由要求銀行經理開除多利。雖然經理知道多裏是冤枉的，但破于壓力也只好同意，在那個時候一位年輕的中國員工勇敢的站了出來，他叫劉本?畢業于清華大學，原來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僱員。1943年，受總行指派來到倫敦分行工作。在劉本昆的全力幫助下，多裏終於被銀行留了下來。
多利的正直善良深深的吸引著劉本昆，而劉本昆的騎士風度也打動了姑娘的心。一次意外讓兩個來自不同國度的年輕人在倫敦了相知、相愛了。五年以後的1949年，多利與劉本?在倫敦舉行了婚禮。婚後多裏還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劉道蕊。
1949年，在這對新婚夫婦的世界裏，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丈夫劉本?的祖國誕生了新的政權。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穩定金融市場，保護國家財産成了政府的一件大事。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中國銀行成立了總管理處，總處成立後立即通電各海外分行，要求凍結資産等待接收。而那時倫敦分行的形勢卻異常複雜。
倫敦分行作為中國銀行最大的海外機構之一，掌握著大量外匯，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很多人還對這個政權還持懷疑態度。倫敦分行的經理不但拒絕接受中行新總處的領導，還準備把中行在歐洲儲存的大量外匯轉移到台灣。
信：在我國人民的革命節節勝利，蔣介石反動政權不斷敗退的情況下，保衛當時倫敦中行持有的我國人民的財産便成為了一個緊要的任務。樓、郭、周、席和我五個人不止一次地就這個問題在樓的家中開會討論處理的辦法，
這是劉本昆的自述材料中對當時形式的描述，那時倫敦分行的大部分員工已被遣散，只有不足十人留守。其中劉本昆等五位員工的親屬都在國內所以他們對新中國的情況比較了解。為了保護中國銀行在歐洲的資産，經過反復考慮劉本?等五人決定起義。
1949年的冬天，對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的員工劉本昆來説是極不平凡的，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政府通告各海外金融機構，要求保護財産，等待接受。但當時中行倫敦分行的經理拒絕接受中國政府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劉本昆與另外4名員工為了保護銀行在歐洲的外匯存款發動了起義。
我們按照總處的指示，以中行的名義在倫敦匯豐銀行另外開設了一個英鎊帳戶，並規定使用這個帳戶必須有我們五人當中一人簽字方為有效。
五人起義小組成功的保護了國家的財産，起義勝利後，劉本?被中行總行任命為襄理。總行考慮到他剛結婚不久，而且妻子又是英國人，就安排他繼續留在倫敦工作。
二戰結束後英國的經濟迅速復蘇，劉本昆和妻子劉道蕊都是銀行的工作人員，收入都不低，夫婦兩先後在倫敦購買了公寓，汽車。生活雖然過得富足安逸。但劉本昆的心理卻並不塌實。他的老家是中國天津，父母及家人都在國內，自從1943年來到英國工作後10多年過去了，他始終沒有機會回國，現在新中國成立了，劉本昆非常想回去看看祖國的變化，那時他在給總行領導寫了一封信。
信：我希望回國工作，我的愛人也極願同我回到中國。對新中國的成就，或是在電影上看到的，或者是在報章上讀到的，我們都感覺非常高興。
道蕊：當我們在倫敦時，我們經常去中國大使館，在那裏看了很多關於中國的電影。那時，糧食很緊缺，是中國人民非常困難的一個時期。
作為一名英國人，劉道蕊很清楚，當時中國的條件遠遠不及英國，但作為妻子，她最終還是尊重了丈夫的選擇。而且，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國，她還做出了一個勇敢的決定，放棄英國國籍，加入中國國籍。但在當時這件事做起來並不容易。
信：1957年，我決定改變我的國籍，成為一名中國公民。但是阻力很大，英國政府要求我必須先出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願意接收我為公民的文件。否則他們拒絕解除我的公民身份。我立即把情況向中國大使館做了彙報，他們積極受理了我的申請，很快向我頒發了入籍證明。當我向英國移民官出示了這份證明時，他們感到震驚，但也只能同意我放棄英國國籍的申請。
道蕊：我是在倫敦時加入中國國籍的。在1957年。已經50年了。
經過多方努力，劉道蕊終於在1957年成為一名中國公民。
1967年初在劉本昆的一再申請下，中行總行最終同意讓他們夫婦回國工作，接到通知後歸心似箭的劉本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變賣了全部家産，因為過於倉促很多東西都是半賣半送，就連自己的一套品質很好的公寓也只以12000英鎊的低價出售了。滿懷著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夫婦倆踏上了行程。
回國後劉本昆被分配到中國銀行總行國際部工作，劉道蕊在總行進口部歐美組負責製作各種單據，當時劉道蕊是中行總行唯一一位外國面孔的員工，格外引人注目。
在工作上夫婦兩人都是一流的，但1967年的中國，正是文革時期，那時很多與劉道蕊夫婦經歷相似的歸國人員都受到了衝擊，在來中國之前雖然劉道蕊已經做好了降低生活標準過艱苦生活的心理準備。可讓她始料不及的是。夕日的老朋友、老同事轉眼間就成了特務、叛徒，就連丈夫和她本人也受到了懷疑。
道蕊：他們都是特務和叛徒。以前親密的朋友都成了壞人，這樣的事實我們很難接受。我記得有一次開批鬥會，批鬥一位在倫敦工作過的朋友，散會後，他來到我身邊，我聽到他十分平靜地説，“道蕊，我沒有錯啦！”在那時，我不能説我知道你沒有錯，因為那是文革時期。那是我在文革期間惟一一次和老朋友的接觸。不幸的是，他們現在都已經去世了，可能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劉道蕊和丈夫劉本昆回國後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來總理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信中寫到：
“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今天通過銀行給您匯去英金一萬兩千鎊。這些錢是我們這些年來從我們工資內節省下來的。我們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這些陸續積累下來的錢交給國家，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但是由於目前的情況，我們還不很清楚應該通過何人將這筆錢交給國家才是穩妥可靠。萬不得以，我們才將此事交您處理，因為我們深深知道，您是忠實地執行毛主席路線的。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是我們群眾可以信賴的人。”
隨信寄去的還有一張1.2萬英鎊的匯票。
根據1967年的匯率，一萬兩千英鎊折合成人民幣價值八萬兩千三百零八元。那個時候在中國，一個普通國家幹部的月收入一般不會超過一百元。即使是周總理本人，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四百多元。1.2萬英鎊的捐款無疑是個巨大的數字。周總理很快做出了批示：個人存款，國家不能收。要儘快查到捐款人，將錢退回去。
責編：張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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