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奏曲】宅家兩個月後，32歲機械設計師決定出門送外賣

　　因為疫情在家宅了近兩個月後，32歲的上海人王高興決定去送外賣，但這並不是一個被迫轉換人生軌道的故事。在幾天的外賣體驗之旅結束時，他重新找回了日常生活的珍貴之處。

　　王高興的電動車也許是最不像用來送外賣的一輛電動車：嶄新、精緻、小巧，看上去甚至安裝不下一個後備箱，車身上貼著電影《頭文字D》中周傑倫車上的“藤原豆腐店”字樣。

　　三月的上海逐漸回暖，天空卻沒有完全放晴。疫情期間在家閒著，王高興把自己的電動車改了改，打算等天氣好的時候出門遛彎。

　　王高興做的是機械設計方面的工作，之所以會産生送外賣的想法，一方面是因為疫情期間有了更多的自由時間，另一方面，他希望“體驗不同人的不同生活，能更了解這個世界”。

　　説幹就幹。王高興下載了一個外賣騎手接單軟體，花一兩個小時完成了實名註冊和交通法規等的學習。接單的時候，刷新頁面，訂單不停跳出，眼疾手快“搶”到就是接下這個單。一般系統派送的訂單都在5公里範圍內取送，當接到訂單後，有時系統會再推送沿途取貨距離比較近的訂單，這時騎手手上就會有2到3個訂單，都需要在半小時內送達。

　　“買家幾塊錢就能享受到的方便快捷服務，是建立在騎手的辛苦工作中和低廉收入上的。”送了三四天外賣，王高興對這個群體的境遇有了更加感同身受的體會。

　　送一單外賣的收入是6、7元，如果超時，會被罰款10元，多次超時還有另外的罰款。如果為了避免超時而選擇穩妥的“送一單接一單”，一個小時的收入很難超過20元。

　　王高興粗略地計算了一下，在對環境熟悉，不出任何岔子的情況下，用餐高峰時段一個小時的極限收入大概是30元。然而，這30元對作為新手的王高興來説並不好掙。手機導航有好幾次導到一些不通或者不存在的路上，收件人手機打不通、外賣取餐點難找的狀況更是家常便飯。根據他的計算，兼職騎手如果每天工作8小時，一週工作5天，一個月的收入不會超過4000元。這是在上海非中心區域租下一間一居室的價格。

　　剛送完外賣那幾天，王高興買東西時會下意識地把計價單位換算成“單”。吃一頓肯德基要花三四十，等於送六七單外賣掙的錢，而六七單要跑近兩個小時。想到這，連肯德基也不捨得吃了。這是王高興在以前所不能切身體會的。

　　王高興也找到一些“流水線”上的趣味。

　　他觀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女性點的單，飲料、甜點、小吃居多，男性點的單則以主食為主，價格也更便宜；距離上，女性訂單的配送距離要比男性更近；年齡上，點外賣以年輕人為主，“還沒遇到五六十的”。

　　他也愛和其他外賣騎手聊天。沒有領導的約束，沒有同事間的勾心鬥角，過了飯點能玩玩手機，送餐路上聽個音樂，比上班族擁有更多的自由——這是王高興從聊天裏總結出的大部分騎手選擇幹這行的理由。“相比起他們自身的條件，送外賣已經是他們中很多人能力範圍內比較好的選擇了。”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騎手，讓王高興看見了這座城市的包容一面。無論是勤工儉學的大學生、獨自撫養孩子的婦女、夢想紮根城市的農民工，還是疫情期間失業的職場中年人，都可以在十字路口等紅燈的電動車大軍裏，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裡包容所有對生活的希冀。

　　對某些人來説，這或許只是一個暫時的容身之所。獨自撫養孩子的婦女也許會在一個清晨默默離開，夢想紮根城市的農民工也許會在攢夠一筆錢後回到老家蓋房娶妻……身份置換結束，王高興也回到了安全的舒適圈。

　　在王高興和千萬個城市疾行者騎車開過一個個路口，擁抱迎面而來的有些清冽的春風的時候，江邊的柳樹也在漸漸舒展它們封存了一整個冬天的枝幹。（文/陳思源）

　　（應受訪者要求，王高興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