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柔道隊現役運動員、柔道全運會冠軍馬端斌實名舉報老家兩任村支書事件持續發酵，當地官方于3月28日早間成立了4個調查組進入該村，對事件展開全面核查。目前，被舉報人員正在接受停職檢查。

馬端斌舉報的問題，其實有很大的代表性。相對北上廣深，廣袤的鄉村可謂另一個中國。在這裡，由於法治建設的相對滯後，公平與公正往往隨之受損。自上而下的雷霆反腐，到鄉村這一級，常常已是江湖之遠，強弩之末。

面對這一挑戰，很多人試圖從歷史中尋找解決辦法。比如，“鄉紳治理”。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提出了著名的中國社會“雙軌政治理論”：“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權，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二者平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個形象而又獨特的描述傳統中國政治運作邏輯的‘雙軌政治’模型。”

幾千年封建皇族政權更迭中，“鄉紳之治”在基層治理中的有效性使其始終在歷史舞臺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在中國近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中，歷經一系列政治運動和經濟、社會變革，鄉紳從中國基層社會中逐漸消失了。

梁漱溟評價，近代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鄉村的破壞史。而鄉村的破壞史，也是一部“鄉黨消亡史”。

正因如此，在鄉村不時爆出“村霸”、“賄選”等問題時，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目光移向歷史更深處，“鄉紳”這個詞被重新提起。

很多人認為“鄉紳”，在國家政權對基層鄉村社會控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充當了政府與鄉民之間聯絡的重要中間角色，兼顧政府和地方利益，就地方事務為政府官員出謀劃策，為維繫地方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體制內權力與中國社會基層的“連接器”、“緩衝帶”。

那麼，中國農村的鄉紳制度能重現嗎？

在傳統的小農生産中，一畝三分地能夠維持正常生活，形成一個村落，在此基礎上，形成傳統的鄉紳治理結構。

但現代社會中，一畝三分地的小農生産已然不足以維持工業時代的正常生活水平。也就是説，對工業時代的農業生産而言，傳統鄉村的人口勞動力密度太大，農村已經不足以容納那麼多勞動力，對工業而言，人口密度又太小，工業不可能深入每一個鄉村，只有人走出去，趨近工業。

這都意味著，勞動力只有外流。隨著人口密度不斷減少，被時代摧毀的傳統鄉紳制度，沒有了生産方式與人口密度的基礎，不可能重現。

更重要的是，鄉紳是建立在“熟人社會”中的一種機制，隨著年輕人的外流，大量的社會關係都連接到城市中。鄉村的“熟人社會”中的相互制約沒有了，更多的是年輕人援引外界社會關係進行強力干涉。從這個意義上説，柔道冠軍維權，指控本村村支書，正是這一模式的典型體現。

而且，傳統的“鄉紳”制度，背後有傳統的道德觀作為支撐，但是，這些東西，隨著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革，都已受到嚴重衝擊，不復存在。實際上，馬端斌所舉報的村支書，某種程度上就是鄉紳的另一面——一種缺乏熟人社會制約，缺乏道德觀的鄉紳。

從這一角度而言，解決的辦法還需向前看，那就是民主與法治。實際上，頂層設計也正是如此。1998年11月14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標誌著中國鄉村走進了直選時代，村主任，村委會，是真正的直選。另外，各地也在試點黨內基層民主直選，直選村支書。

遺憾的是，賄選、家族化、主觀、短視等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基層民主。對中國農村來説，民主畢竟是一個外來之物，中國農民缺乏這樣的傳統，還需要一個長期的制度訓練。這也就不難理解，在農村，個體要麼很容易被打散，被利誘，要麼被血緣等東西聚集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外來的法治支持，尤其是上一級政府的法治支持。從這個角度，縣域治理好了，基層民主才能更好發揮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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