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5年之前的一起關於正當防衛的案件，不經意間彰顯了法治水位的提升，也折射了司法與輿論的良性互動。

2014年4月30日，貴州甕安四中初三學生的陳浩瀚（當年15歲）遭遇了校園霸淩：他遭遇謾罵、腳踢、抽耳光、持刀挑釁，12小時內被毆打兩次的陳浩瀚再也忍不住，置身十幾個人圍成的死角，他與對方的“&&人”李尚可揮刀互砍，雙方各中一刀，李尚可死亡，陳浩瀚重傷。

當年，甕安縣人民法院一審判處陳浩瀚有期徒刑八年；二審維持原判。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接受了陳浩瀚家屬的申訴材料。

甕安縣公安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應稱：當年“正當防衛”的法律概念不清晰、相關案例不足，放到現在，這案子最多就是防衛過當，（按原結果）判不下去。甕安縣法院也表示：現在判決此案可能有不同結果。

陳浩瀚案件的申訴還有待權威部門作出處置，但是短短5年時間，“輕舟已過萬重山”。

曾幾何時，校園暴力、未成年人間的霸淩一直處於冰山之下，結果一段時間裏，青少年之間的惡意虐待、霸淩的視頻，不斷挑戰著社會的良知。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門發佈《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淩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將治理校園欺淩納入國家議程。只可惜，陳浩瀚在學校裏遭遇霸淩、羞辱時，當時司法政策並沒有將此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考量依據。

今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作最高檢工作報告時表示：成年人遇到未成年人欺淩弱小，制止無效，可以對正在施暴者進行正當防衛，不應視而不見、路過不管。

同樣，正當防衛的議題也是在近兩三年裏進入了輿論核心議題，通過個案推動、輿論與司法機關的互動，使正當防衛標準的修訂進入了快車道。

2017月3月山東“于歡案”引爆輿論場熱烈爭論。民意洶湧，案件最終改判。終究，“司法審判不能違背人之常情”。

去年“昆山反殺案”在引爆輿論之後，昆山檢察院及時介入案件，司法機關宣佈：于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今年兩會前夕，河北淶源反殺案、福州趙宇見義勇案都被檢察院認定為正當防衛。甚至趙宇案在做出不起訴短短10多天之後，就被寫進最高檢的工作報告當中：“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聲音迴響在人民大會堂裏。

可以説，對正當防衛標準個案的全民討論，成為輿論與司法良性互動的抓手，推動著中國法治水位的提升。輿論不是司法的“假想敵”，司法專業化不意味著與“民意”大戰風車。

只不過，之前《刑法》明確賦予公民的正當防衛權，被形形色色的土政策所架空，很多基層執法者在蕭規曹隨地辦案時，卻像卡夫卡小説《城堡》裏所説的背對著法律的大門，忘記了初心所在。

結果，正當防衛由法定的“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變成“必須窮盡一切手段之後”、“能跑不跑就是有錯”、“被打還手就是互毆”，層層因循，積弊日深。

這時就應打開窗戶聽聽民間的“聲音”，檢查法律執行與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是否發生疏離？

“法官自己遇到媽媽受辱，就只能拿小本子記下來嗎？”、“不能指望每個人都像黃飛鴻那樣，能夠對於施暴者點到即止”、“壞蛋都殺到自己家裏來了，還能不反抗嗎？”、“半夜聽見女鄰居呼救，到底該怎麼辦才不違法？”……這樣的話語帶著民間的辣味兒，背後是社會對正義的樸素期待，也推動了司法政策的及時轉向。

我們看到，近期正當防衛的標準正在悄然改變，不再止于對於社會關注的個案的糾正，也不止對輿論的被動回應，而是司法機關主動執行更合理的標準。比如，杭州市檢察院對“盛春平刺死傳銷者案”做出正當防衛認定；寧德市霞浦縣檢察院對“弟弟持刀傷害哥哥一家遭反殺”的不批捕決定。

五年前，陳浩瀚刺死校園霸淩者的個案，沒有享受到有關反校園霸淩、正當防衛的“司法政策紅利”；反過來説，這幾年來司法和輿論的良性互動，正推動中國法治水位的提升，這不是司法對民意的“迎合”，而是司法機關敢破積弊，在輿論場“實力圈粉”。

我們始終相信，輿論監督是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澎湃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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