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蘇鹽城的石橋處，建有“臥冰求鯉”的古代孝子王祥祠。近日，就在這樣一個紀念孝子之地，卻發生了一起少年弒母案。

3月16日晚，13歲的男孩邵某因不服其母楊某管教，雙方發生激烈衝突，致楊某身亡。就在3個月前，湖南沅江發生12歲男孩弒母案，同月，湖南衡陽又發生13歲男孩錘殺父母案。對至親痛下殺手這樣的事在近年才偶有發生，以前是極少的。但最近短短3個月之內就爆發3起相似案件，這種爆發頻率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縱觀幾起案件，它們之間的相似度極高：作案的都是十二三歲的男孩，男孩都為“留守兒童”，直接誘因都是家長的粗暴管教。這些因素的疊加構成了釀成悲劇的相似條件。

如果據此就稱，這些少年弒母已有發展趨勢，還為時尚早。有多少處在悲劇邊緣的家庭，目前沒有這方面的調查，也不得而知。但具備釀成悲劇疊加條件的地方值得人們高度警惕。此種現象頻發已不容人們忽視。

有人説這些孩子是“少年惡魔”，連禽獸都不如，可本性善良的孩子為何如此？一個未成年孩子的所有行為習慣，幾乎都與其原生家庭不可分割。誠然，這三起案件中的孩子是弒母兇手，可留守因素造成的教育缺失，以及缺失過後的高壓教育才是背後的真兇。在如此悲劇裏，孩子和家長都值得同情。

每個人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有些人總把“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作為解決這類事件的良方。事實上，拿沅江弒母案來説，對施暴男孩的處理確實顯得無力，這是司法上的尷尬。但靠修改法律只是事後處理上的解決辦法，絕不是成為杜絕少年弒母案的“靈丹妙藥”。

據《檢察日報》報道，我國青少年犯罪總數佔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 70%以上，其中 14—16 歲年齡段所佔比重逐年提升。為什麼在法律底線不變的情況下，青少年犯罪會逐漸升高呢？顯然，法律底線不應該為此背鍋！法律建設只是事發後治理的保底手段，針對青少年的教育滯後、預防空白髮力，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我們不能回避的一個事實是，社會發展前進的同時必然會帶來新問題。在經濟因素驅動下，部分地區出現了教育真空，特別是年輕的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兒童”問題逐漸顯現出來，這三起悲劇只是其中的一個表現。

對未成年人來講，有沒有人教育、能否聽從教育、教育是否科學這三個問題能夠決定教育效果的好壞。觀察這三起兒童弒親案，少年幾乎都是“留守兒童”，教育上有先天缺失。相比父母，施暴少年更傾向於和爺爺奶奶親近。這是由於0到7歲是孩子跟家長建立親密依戀關係的重要階段，在關鍵時期沒有建立這種關係，孩子是很難服從管教的。再加上事件中的父母用暴力和強硬的教育方式管理孩子，爆發衝突的概率極大。

當然，解決教育滯後問題不能立竿見影，完善司法制度應該同步進行。對已經出現危害行為的未成年人要有強制方式，否則社會安全難以保障。目前，對罪錯少年的收容教養執行得並不徹底，少年司法體系也不完善，這些都是社會的擔憂之處，也是教育和矯正的脫節之處。

此外，矯正的目的在於讓罪錯少年回歸社會。因為未成年人犯罪多源於教育的缺失和外界刺激，當這些因素消失了，多數未成年人仍然會變成守法公民。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社會普遍將感化教育作為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理念。

悲劇發生的過程往往比悲劇的結果更值得反思。反思過後，“亡羊補牢”的工作需要做，“斬草除根”的工作更需要立即行動。否則，鹽城少年弒母的悲劇不是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後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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