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裏講了個故事：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個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帶來壞消息的則會被送去喂老虎。

王小波嘲諷地説道，這種做法“近乎天真”，以為“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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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一下近期兩則新聞。

一則，五星級酒店被曝衛生亂象事件中，曝光者“花總”的身份證、護照等信息兩度遭酒店員工洩露，這讓“花總”感到無奈，他表示“勇氣已經所剩無幾”“以後我應該不會再做類似事情”。

二則，《財新週刊》女記者周辰寫文章自曝，到泉州採訪碳九洩露事故結束後，在酒店遭到4名警察“精準抓嫖”，一時間引發軒然大波。

這番景象讓人憤怒：“花總”曝光多家五星級酒店衛生問題，本是仗義執“曝”；涉事記者去採訪碳九洩露事故，則是為了探尋真相。雖然監督對象有別，但二人都是以啄木鳥姿態啄擊“病樹”，都算是為公共利益而發聲。

都説“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但眾人眼中的“抱薪者”，對個別人來説或許就是“眼中釘”。因為利益被觸動，他們非但想令其扼于風雪，還想將其推向雪上加霜的境地，讓其為“抱薪”付出沉重代價。

在“監督有風險”的背景下，“花總”和涉事記者的遭遇並不出乎公眾意料。但兩件事接踵而至，也將提出或找出問題的現實風險展現無遺——這些呈現真相、指出問題的人，提出的原本都是真問題，可有些被監督者未必會想著解決實際問題，而是想著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他們看來，你提出了問題，那你本身就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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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那些抗拒和排斥外來監督者的行為也很“天真”：他們可能也知道掩耳盜鈴的道理，知道屏蔽負面消息不等於能從源頭消除問題，但在他們心中，解決問題也該有次序，那些曝光問題者是比既有問題更大的問題。

視頻截圖

所以他們未必會先去解決“一塊毛巾擦所有”亂象，卻會想著通過洩露“花總”信息的方式，讓其遭受騷擾、威脅乃至報復；而解決記者的優先級，也比解決油品污染要高。

更讓人憂心的是，他們的挾私報復往往耍“陰招”，表面上他們認錯態度很誠懇、治理決心很堅定，可背地裏他們卻可能將掌握的個人信息等資源作為打擊工具，向站在明處的曝光者投去“暗箭”；有些打擊報復還是假合法之名，行非法打擊之實，所以網上有了“順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的調侃。

這些做法無疑會抬高人們對做好事、説真話成本的心理預期，甚至讓他們産生“做好人難”的觀感，進而畏難而退、縮在“保身哲學”的龜殼不敢再出頭。

這次“花總”就表示以後應該不會再做類似事情，就是挺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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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辜負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這句常被念叨的話改改也合適：不能辜負一個勇敢者，不能放任一個違規者。

如果任由違規操作者對曝其負面的勇敢者打擊報復，那難免形成負向激勵，讓很多人的正義感冷卻、從善之心退卻，這無疑是你我都不願看到的。

前不久，聶樹斌案平反推動者鄭成月被曝患病已久、余生孤獨，引發無數人捐款，輿論還聚焦他有無遭到不公對待，就是起于“不能讓好人難做”的價值默契。

對“花總”和涉事記者的正常監督行為，自然也有必要給予充分的保護。

拿“花總”遭遇的情況看，對其最起碼的保護措施，就是嚴禁其隱私被“集用戶信息管理者和被曝光者于一身”的酒店方面所洩露，針對洩露隱私行為嚴格按照《網絡安全法》對個人和涉事酒店溯責，該嚴懲重罰絕不含糊，同時對酒店方面做出“報復性拒絕入住”行為加以防範性警示；再就女記者被“抓嫖”的情況看，對突擊檢查程序的恪守與對記者監督採訪權的保障，就是最好的保護，這也需要通過對典型個案的依法處理去重申規則。

對公眾而言，“好人有好報”的結局往往是眾意所歸，若“好人”得到的是“壞報”，那寓于因果倒挂中的巨大反差難免讓人意緒難平。

如今，兩起事件也都有看似合理的進展：涉事酒店表示表示道歉，泉州警方通報稱已對涉事民警停職。

希望他們都能以依法處理收尾，對其他事件形成有力警示：不解決問題卻總想著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後果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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