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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還有兩部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黑色幽默電影值得一提,這便是《驢得水》和《我不是潘金蓮》。其中,《驢得水》試圖回應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兩個大問題,一是知識分子能否走向民間、與工農相結合,二是知識分子對庸眾的啟蒙是否有效。該片無疑給出了負面回答,一方面諷刺了滿口崇高理想的知識分子在金錢、權力的引誘和壓迫下,淪落為蠅營狗茍的自私自利之徒;另一方面,女教師張一曼對小銅匠的啟蒙、色誘,換來了被啟蒙者的報復和羞辱,這也是80年代以來對知識分子是否具有獨立精神的特殊想象。該片幽默中有酸楚,荒誕中見現實,被評論界譽為有態度、有思考的佳作,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喜劇電影更多的可能性、更大的發揮空間。《我不是潘金蓮》則借村婦李雪蓮的軸勁“現了一把官場的原形”,也順便給各級官員上了一堂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絡群眾的特殊黨課。這種對官場隱秘生活的窺視,與其説是導演馮小剛借主人公李雪蓮的柔弱之軀來批判權力,不如説顯示了馮小剛及“頑主”一代對革命年代反官僚主義傳統的繼承。
最後,2016年底還有兩部紀錄片電影《我在故宮修文物》和《生門》同時公映,給疲軟的中國電影帶來了新的色彩。其中,《我在故宮修文物》由同名電視紀錄片重新剪輯而成,主要有以下兩個看點:一是揭開了陳列在玻璃窗後面的罕見珍貴文物的神秘面紗,二是細緻入微地講述、展現了文物修復師們的工作故事和生活狀態。片中,熱愛文物事業的年輕大學生在師傅手把手的指點下認真學藝,享受著單調工作背後的深層樂趣,引起了觀眾對生活方式、人生意義的重新思考。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靜謐、安詳不同,醫療題材紀錄片《生門》表現了産科醫生與命懸一線的産婦之間患難與共的人間真情。鏡頭不時投過窗口拍攝外面生生不息的長江,讓觀眾在感受到“生門”之驚心動魄的同時,理解醫生的敬業和母親的偉大。
諸如此類。不難看出,2016年中國電影有了讓人欣慰的新氣象。雖然票房增速放緩,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回歸理性的趨勢,其實是一件好事。它充分説明,逐漸成長、成熟起來的觀眾不會輕易被華而不實的宣傳所忽悠,而更在意並開始深入思考領會電影的藝術品質、文化含量和思想意義。票房壓力,完全可以轉化為動力,促使業界更加注重修煉內功、提升品質。另外,長期以來,中國電影市場過於迎合和依賴青少年消費者,容易導致內容的幼稚化、風格的低齡化。隨著多功能院線、數字銀幕等硬體的提升,有望吸引更多中老年觀眾走進院線,倒逼生産更多內容精良、寓意深刻的嚴肅主題電影,真正實現中國電影市場的百花齊放。(張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