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周其仁

   經濟增長在實踐上是非常複雜的，但是在理論概念上很簡單。因為它只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就是動員資源放入經濟增長過程，有很多的資源放進去，經濟就會增長。除了實物的資源以外，現在來看，非常重要還有一個貨幣的投放。這一點我們相信在長期看，多放票子是不會帶來效益的，但是短期內確實有這樣的效果。第二個來源就是技術、制度和結構。由於這些方面的變化，或者説進步，使得放到經濟當中的資源能夠帶來這些投入資源本身不能解釋的更高的增長。

    經濟增長就是這兩個來源。這樣我們就可以來評價中國政府最近對於拉動經濟增長，保增長的政策。

    第一，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經濟增長。這也不是一屆政府如此，是歷屆政府都是如此。特別是從中國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方面來以後，這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穩定的傳統。即使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注意力不在經濟方面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把很多精力放在經濟增長上，現在全球遇到了經濟下行危險、金融危機，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説中國政府在這個關頭會對經濟增長的注意力減弱。這一條我相信沒有問題。

    第二，中國政府能動員經濟增長的能力，也沒有問題。因為剛剛開過的兩會已經表明了，這些數據已經公佈，無論是財政的、貨幣的，還是實體方面的、産業方面的，都可以進行大量的資源動員，可以投放到這個經濟過程當中去。特別是兩會結束的時候，中國總理宣佈，已經有足夠的“彈藥”，隨時可以啟動新的經濟刺激的方案。我相信第二點也沒有問題。第三，我認為中國保增長這個政策最大的挑戰，也是最大的政策實施當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因為在我們很高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的技術、結構、體制的變化，還不那麼如意。現在因為經濟增長速度成為當前的緊急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還有沒有足夠的精力放到第三個側面上來？就是要動員我們的體制有更大的變化，動員我們的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動有更大的變化，有沒有足夠的注意力，有沒有足夠的實質的政策投入？就這一點，我想根據我們的研究提出幾個問題。

   我的看法是，我們作為轉型的經濟，在這個領域還是有巨大的潛力。

   第一，我們從一個龐大的、高度的依賴外向的經濟轉到內外比較平衡，特別是更好的為內需服務。這裡面就面臨很多體制的障礙。我訪問過一些做外銷的公司，他們的概念，外銷的生意非常好做，只要給國際上發貨，交易的費用是比較低的。但是同樣的企業經理，同樣企業家的能力，或者生産能力，轉為內銷，雖然從30年前比有很大的進步，但是還是很麻煩，很多做慣了外銷生意的公司，甚至不再想做內銷生意。我們在契約、市場環境、各地政府的服務方面，還有大量有待改善的東西。這一點是在保增長當中非常重要的。另外國際形勢、國際市場，到底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難以控制。作為這麼一個大國，這麼多的外向依存度，早就指出不是太安全，不是太安全，因為經濟增長的目標最終還是提高本國人民的福利，這個領域我們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無論從稅收制度，到政府的服務制度。

   第二，中國龐大的就業，就是剛才劉鶴提到的這一點。中國龐大的就業面臨外銷下降，這成為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就業除了往經濟系統裏投放更多的資源以外，也包括體制方面的改變，才能夠增加就業的容量，尤其是要擴大創業的程度。這一點是中國30年經驗證明的。如果當年沒有鄉鎮企業的開口，不會有一億農村勞動力找到新的就業機會，如果沒有在外匯、外貿這些領域大刀闊斧地改革，我們不可能容納上億的勞動力做外向的銷售。現在要轉向更平衡的發展，所以在國內的就業、創業制度方面，還要進行深入的、實質的改革。比如，今天在座任何人，要註冊一個諮詢公司，在中國很容易，組織一般的經濟公司，也很容易。但是，你要辦一家醫院，要註冊一個大學，要辦一家金融機構，要註冊一個電訊公司，就不那麼容易。甚至香港中環用比較簡陋的方式在賣報紙的就業機會，在我們今天很多大都市也不那麼容易。這些問題雖然不可以拿數量來描述，也不可以拿一次性投入多少錢來激動人心，但是它是實實在在帶來經濟增長的。

   第三，中國的城市化應該成為未來的經濟增長的支柱。這一點很多人都沒有異議。但是中國今天的城市化，它的基礎部分，還有一個薄弱的環節。就是土地的流動。這方面面臨很高度的危險。因為當各方的利益沒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時候，土地這個轉讓權的高度自由會有可能帶來財産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讓土地資源有更高的流動，我們的城市化、數億農民就找不到地方轉到更高生産力的部門去。這一類的兩難問題，我認為都是中國保增長當中應該注意解決的。

   概括起來，我認為支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投入相應的資源，這一點對中國來説不是問題。中國的保增長難點是在後一個側面，就是怎麼能夠通過體制、技術、結構更大的變化，使我們投入到經濟資源當中的動員起來的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來支持長期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謝謝各位。

責編：伍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