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瞭望：哥本哈根美歐中三大陣營的合縱連橫

　　一直以來，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群雄逐鹿、多方紛爭的局面，正在逐漸被以美歐中為代表的三種利益訴求所取代。不過由於各國情況的巨大差異，三大陣營的內部也並不是鐵板一塊，在此次哥本哈根大會上，“跨陣營”的“小合作”或許將會影響會議最終的“大走向”。

　　三陣營大會戰俄羅斯靠邊站？

　　三強的主導地位是多種因素促成的。從當前的氣候地緣政治格局看，美國、歐盟和中國無論是人口總量、經濟總量，還是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都佔了全球相應份額的很大比重。這雖然給三強的減排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也使它們在全球氣候談判中的地位變得舉足輕重。對比這三強，國際地位同樣顯赫的俄羅斯雖然是《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排放量實際下降的唯一一個大國，但主要是因其經濟下滑，企業和居民排放減少所致，因此無法與三強並駕齊驅。

　　與美國站在一邊的國家，形成了所謂的“傘形集團”，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中，它們曾追隨美國，在減排上採取消極態度，而且極力堅持發展中國家接受約束性減排目標。儘管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後來均批准了《京都議定書》，使得“傘形集團”形式上瓦解，但在即將舉行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或者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或者由於無力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一期的承諾，因而對第二期的嚴格減排目標沒有興趣，它們仍然會與美國立場保持基本一致，甚至會出現重新聚集在一起的跡象。當前來看，這個集團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認識有所提高，態度已趨積極，但極力推脫自身減排的責任，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約束性減排義務，積極在公約之外構築外部應對機制以掌握氣候談判話語權。

　　歐盟經歷幾次擴大之後，如今已變成一個27國的國家集團。最近，它的成員國全部簽署了《裏斯本條約》，還選出了第一任“總統”，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增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歐盟不僅制定了自身的積極減排目標，而且對發展中國家的立場表示理解，它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政策是典型的“胡蘿蔔+大棒”。鋻於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歐盟將會繼續用一個聲音説話，繼續成為氣候地緣政治的三強之一。

　　與中國站在一邊的國家，形成了完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77+1”的陣營。一直以來，中國在全球氣候談判中不僅本身地位重要，而且準備充分，與發展中國家溝通良好。於是，中國不但成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而且在“77+1”陣營中發揮了重要的協調作用。

　　發展中國家陣營出現分化

　　幾個因素正在促使發展中國家陣營出現分化。首先是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差距日益拉大。以該陣營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和印度為例。到2006年，中國排放總量是印度的4.5倍，人均排放是印度的3.8倍，單位GDP能耗是其1.45倍。如此大的差距，必然導致減排壓力和利益訴求有所不同，差距越大，分歧也越大。在中國和美國11月25日幾乎同時宣佈2020年的減排目標之後，印度輿論就認為這是中美兩國的“二重奏”。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説：“現在對印度宣佈削減碳排放目標的壓力甚至來自於比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正在研究這些進展”。

　　第二個因素是受氣候變化影響各不相同。對於像馬爾代夫、孟加拉這樣的小島國和低海拔國家來説，氣候變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對它們有直接的生存威脅。因此，它們支持歐盟提出的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的目標，關心的重點是減緩氣候變化。

　　第三個因素是社會體制的不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當前的第一要務，認為發展中國家應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統籌考慮經濟發展、消除貧困、保護氣候。古巴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態度一直很積極，卡斯特羅在不少場合均激烈批評資本主義體制是氣候變化的罪魁禍首，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障礙。而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大多為典型的寡頭壟斷國家，它們更擔心全球減排會影響到國際石油市場，進而影響到它們的資本收益。因此它們一般對減排不積極，而強調國際社會應幫助它們改善經濟結構。

　　第四個因素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為有限的氣候資金進行爭奪。時至今日，發達國家為全球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的資金一直很少，而且施加了很多的條件，如通過清潔發展機制、要求有配套資金等。專家指出，“在國際資金來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之間為了經濟利益産生矛盾和競爭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分化也日益嚴重”。

　　當然，作為發展中國家陣營的“77+1”集團也擁有一個重要的共識，即發達國家要為人為的氣候變化負上主要責任，它們必須承擔強制性的減排義務，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援助。共同的國際正義觀和發展權、排放空間的要求，註定了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基石不會輕易就會破毀。

　　可以預見，一場以美歐中三方為基本格局的合縱連橫大戲即將在哥本哈根上演。　　

責編：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