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3月7日電 題:公立醫院改革要跨幾道坎?——連線會場內外求解醫改“最難題”
新華社記者韓潔 周婷玉 周英峰
“我以為最艱難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公立醫院的改革。”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向億萬網民坦言。
兩會上,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關注的焦點,而爭論最多的當屬公立醫院改革。在近三年醫改五項重點任務中,只有公立醫院改革被定位為“試點”,足見其“難”。
這麼難為什麼一定要改?改革要跨過哪幾道坎?就此,記者採訪了業內人士及部分醫藥界的代表委員。
公立醫院為何要“公”字當先?
“公立醫院不姓公”——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立醫院副院長翁國星直言,“政府對公立醫院投入少,不到醫院總經費的10%,只夠發醫院的退休金。”公立醫院基本都在忙著從患者身上賺錢,沉重的看病負擔讓老百姓苦不堪言。
我國明確要建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以緩解看病難題,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認為:“醫院是整個醫藥衛生體制的核心環節。如果不在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的同時改革扭曲的醫院運行機制,再多的投入都有可能被醫院‘吞’掉。”
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部長陳竺指出,公立醫院不僅是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主力軍,還肩負著關係整個醫改全局的重要任務,如培訓住院醫生、開展各种醫學科研、支持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公立醫院勢在必行。
“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
陳竺也指出,作為公共醫療衛生的主體,公立醫院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要體現公益性,要扭轉公立醫院創收的傾向,讓其成為為人民群眾醫治大病、重病和難病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平臺。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醫學會理事長鐘南山認為,如果能真正增強公立醫院的公益性,現在面臨的許多問題都很好解決。“但如果國家補貼不足,改革將很難推進。”
對此,陳竺委員指出,維護公立醫院公益性,醫院補償機制方面就要做比較大的改革,來自公共財政的投入要增加。從2009年開始,未來3年各級政府還將投入8500億元落實醫改五項重點工作。
另外,未來3年城鄉醫保補助標準的提高,也將間接增加對公立醫院的補償。
如何走出“以藥養醫”怪圈?
“國內不少地方的醫院招標藥品價格比沒招標的還貴,而且還貴出不少,這背後的問題值得深思。”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人民醫院副院長夏績恩説。
夏績恩代表調研發現,一種治療高血壓的藥,醫院的招標進價為26.3元,賣給病人要加上15%的加成,而該藥同廠家、同規格、同批號的産品在藥店銷售卻只有15元。
為何藥品越招標越貴?夏績恩代表指出,如此大的差價表明我們的藥品集中採購制度尚待完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以藥養醫”機制在作祟,招標價越高意味著加成的數額越大,一些價廉藥長期在臨床上得不到應用而沒有藥廠願意生産,以致幾近絕跡。
雲南省昭通市第一人民醫院婦産科主任呂燕玲代表認為,一些所謂新藥,有效成分差別不大,定價卻差很多,如一支青黴素只有幾毛錢,而頭孢三代、四代剛上市時一支上百元。
不少醫藥界代表委員反映,要切實解決“看病貴”問題,必須改變“以藥養醫”機制。這一機制不改變,投入到老百姓身上的醫保經費最終會被大處方、大檢查所抵消,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實惠。
那麼,該如何取消“以藥養醫”?醫院減少的收入又怎麼彌補?陳竺委員指出,新醫改將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同時提高醫療技術服務價格以及增設藥事服務費等,以增加醫院收入。
如何滿足醫務人員的利益訴求?
最新公佈的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在患者反映看病貴看病難的同時,醫務人員的委屈情緒也在調查中凸顯。其中,40.9%的醫護人員認為患者對其信任度降低了,37%的醫務人員認為責任太重、執業環境差、壓力大。
“全國600萬醫務人員是醫改的直接參與者和執行者,如果忽視了這個群體,改革將很難成功。”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院長丁義濤説。
“成為醫生要上5年甚至8年大學,醫生承擔著高風險,而且絕大多數是超負荷工作。”煤炭總醫院院長王明曉説,“醫務人員應該有一個與他們所付出代價相適應的待遇。”
對此,陳竺委員指出,公立醫院改革面臨一個“兩難”處境:如何在維護公益性的同時調動醫務人員提供服務的積極性。“沒有醫院和醫務人員的利益保證,病人的健康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其實要求也不高,能與當地公務員的工資看齊就行。我們醫院新來的住院醫生工資就一千齣頭,與老師比都還有差距。”呂燕玲代表説出了基層醫生的心裏話。
王明曉告訴記者,10多年來我國物價翻了幾倍,而醫療服務的價格卻巋然不動,這難以體現醫務人員的知識和技術價值。
陳竺委員也承認,“目前醫療衛生服務當中,技術服務的勞動價值在價格上沒得到合理地體現。”醫生的處方作為一種勞動和技術服務,適當有一些藥事費的收取是合理的。“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試點來進行探索。”
同時,陳竺委員還指出,除收費調整外,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醫院內部管理的改革也是一個關鍵內容,包括用人制度、激勵機制等。
如何打破“管辦分開”的堅冰?
衛生行政部門既是公立醫院的主辦方,又是監管者——我國現行的這一管理模式一直被社會詬病。
“這種管理模式造成衛生行政部門出資人缺位、監督機制失衡、執法不公、效率低下、在醫院管理上專業性不強等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成都市政協副主席李鈾認為,這樣很難真正站在公眾立場上監督公立醫院的服務質量和投入産出效益。
對於這一點,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鼓勵各地探索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贏利性和非贏利性分開的有效形式。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説,落實“管辦分開”首先公立醫療機構要與行政部門脫離行政隸屬關係,建立和健全其法人治理結構。
他指出,目前公立醫療衛生機構處於事業單位的行政化舊體制中,在運行上又處在商業化狀態。行政化與商業化的組合,扭曲了公立醫療機構的行為,致使它們一方面社會公益性淡化,另一方面又缺乏正常發展壯大的空間。
陳竺委員認為,當前應對“管辦分開”有個全面的理解,“大衛生”格局下的“管辦分開”不是簡單地把公立醫院從整個衛生活動當中剝離出去,公立醫院是整個基本衛生服務體系當中的核心部分,它與其他系統的關聯不能隨意隔斷。
李鈾委員建議,在設區的市或縣一級增設“醫院管理局”或“醫院管理中心”,使之獨立於衛生行政部門,獨立行使職權,負責區域內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管理、資産管理、績效考核和改革工作,而衛生部門則負責制定規劃、依法監管、行業準入、公共衛生等管理。
“醫院管理局通過制定細化的績效考核辦法,可以促進公立醫院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李鈾委員説。
責編:伍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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