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國與孤獨的美國

　　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美國的全球戰略

     3月24日，一名波蘭反戰人士手舉“喬治布什是頭號恐怖分子”的標語牌參加在首都華沙的遊行活動。波蘭各界群眾近千人當天下午在華沙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波蘭軍隊，反對在波蘭建立美國導彈防禦基地。 新華社記者徐玲德攝

　　美國全球戰略的再調整

    “911”後美國對其全球戰略作了重要調整，那就是：以“反恐”、防擴散和美國超凡絕倫的實力為基點，以軍事力量為主要依託，以“有利於自由的均勢”為基本框架，以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為主要手段，以美國的價值觀為道義基礎，構築一個自由國際秩序，實現美國“單極霸權的穩定”或建立“新美利堅帝國”的體系，這就是“新美國世紀”或“美國治下的和平”。在這一等級體系中，美國高踞于金字塔尖，其他地區大國則居於第二層次，一般的國家則處於第三層次，“失敗國家”或“無賴國家”墊底，美國的戰略目標主要針對“無賴國家”或“失敗國家”。這一戰略顯然已超越了此前實行半個多世紀的霸權戰略，美國有人稱之為“新帝國”的戰略。“新帝國”的戰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威脅做出了全新評估，認為美國面臨的頭號威脅是“激進主義與技術的結合”，目前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主要是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其次，對於所面臨的威脅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第三，在追求美國國家利益的過程中，更加強調軍事手段和軍事實力，通過謀求絕對的軍事優勢，追求所謂絕對安全。第四，強調美國在處理世界事務中的單邊主義的“行動自由”，輕視各種國際機制和組織的作用。第五，以“反恐”戰爭為契機，構建新的大國關係框架，將中國、俄羅斯、印度這樣一些美國眼中的體制外大國“整合”到美國領導的“新帝國”的體系中去；減少美國對傳統盟友的倚重；在這些大國之間形成相互制衡的關係，使它們更加無法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第六，強調美國的所謂“道德優勢”以及對世界的“道義責任”，更加積極地以美國的價值觀來規劃和改造世界。第七，主張以“自願者聯盟”或“臨時聯盟”或“議題聯盟”代替過去那種固定的軍事同盟。第八，對“前沿軍事部署”作重大調整，核心內容是增加基地，適當減少海外駐軍。在亞太，美軍的“前沿部署”線南移，部署重點從西太平洋第一島嶼鏈後撤至以關島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亞來後援基地、以東南亞為重心的第二島嶼鏈；從中東、中亞到東南亞的弧形地帶，通過駐軍伊拉克和中亞，將沙特的駐軍分散至海灣諸小國，加強在東南亞的基地網，保持對伊朗、敘利亞的威懾及對東南亞的控制；在歐洲，將駐德美軍移至波蘭、捷克和羅馬尼亞等靠近東歐和巴爾幹的前沿。

    “新帝國”戰略源於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思想。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新帝國戰略的一次實踐和檢驗，美國的“政權更迭”的目標表面上實現了，但由於美軍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無法穩定伊拉克局勢，美國在伊拉克正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一方面國內反戰的呼聲越來越高，伊拉克戰爭被指勞民傷財，源源不斷地有士兵在戰後的伊拉克犧牲；而在投入伊拉克的資金好像是個無底洞，國會民主黨人強烈要求撤軍，年底布什政府不得不象徵性地從伊拉克撤軍近三萬人，這一數字恰好是年初以“巨浪”(surge)戰略行動為名增兵的人數。

    其實，伊拉克戰爭從一開始就是強打的戰爭。首先，美國出兵的理由是摧毀薩達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事後被證明經過十年制裁伊拉克根本沒有這樣的武器；其次，伊拉克戰爭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甚至沒有得到多邊組織（如北約）的批准，法國和德國兩個盟國極力反對，美國因為一意孤行，執意要進行這樣一場戰爭，而使跨大西洋聯盟陷入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其三，這是一場典型地體現了“新帝國”三原則的戰爭：先發制人、單邊主義和政權更迭。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美國在驕狂的狀態下犯了傲慢自大的錯誤：自以為會被當作是“解放者”，其實卻被當作是“侵略者”；自以為可以在一夜之間讓伊拉克社會脫胎換骨，結果舊有的部族、宗教、區域矛盾沉渣泛起，穩定伊拉克成為一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國在伊拉克陷得越深，它解決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能力越受到削弱。因此，2003年當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後，美國並沒有繼續採用單邊主義，而是求助於中國，通過多邊會談來解決朝核問題，其他如伊朗核問題、中東問題，美國都不得不尋求多邊的方式來解決。

    因此美國對於全球戰略的調整實際上早在進行中：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只在伊拉克試驗過一次，迄今尚未收場；而政權更迭也是有心無力，美國不可能再用武力來強力推行民主，最多不過是靠一些“軟力量”來促進“顏色革命”，但曾經在2004年轟轟烈烈的革命如今也褪了顏色，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選舉被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哈馬斯上臺，這讓美國始料未及，哭笑不得，至今也沒有承認哈馬斯政府。曾經讓美國引以為道德優勢也因為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布監獄的虐囚醜聞和關塔那摩的行為而信譽掃地。美國認識到，民主是從一個社會內部産生的，而不是靠外力可以強加的，美國的做法説好聽點是“天真”，説不好聽點是不自量力。美國總認為，德國模式或日本模式可以泛之四海而皆準，但實際情況千差萬變。美國現在的外交是：民主熱情退卻，穩定的需要壓倒一切。也難怪，2006年中期選舉後，布什立即就讓拉姆斯菲爾德走人。一些溫和務實的外交人士取代美國的“火神派”重新掌握美國的外交決策權。

    由於布什政府已進入倒計時，2008年大選在即。可以預料，無論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當選，美國的全球戰略還會做進一步的調整。但從目前幾位候選人的外交言論及一些思想庫提供的政策建議書來看，“911”以來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些基本內核仍會保留：以反恐/防擴散為核心，以美國超凡絕倫的實力為基點，以軍事力量為主要後盾；經濟上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開拓美國的海外市場和能源供應；以“有利於自由的均勢”為基本框架，構築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防止在歐亞大陸出現任何敵對的大國，盡可能地延長美國的霸權、避免美國過早地衰落。譬如民主黨兩位熱門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都強調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領導地位，他們與布什的不同主要是方法的不同：更強調多邊主義、國際機制、聯盟體系和大國協調。

　　構建新型夥伴關係：

　　崛起的中國與孤獨的超級大國美國

    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昭示了新帝國主義的衰落，但決不是美國的衰落。美國的“軟實力”雖然比伊拉克戰爭前有所下降，但在世界上仍然首屈一指。美國的“硬實力”更是遙遙領先，無論是經濟力量還是軍事力量都遠遠地超過緊隨其後的國家。由於遍佈全球的利益以及擁有最強大的戰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國是世界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全球戰略的再調整也勢必對我國的安全形勢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