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及薩達姆政權倒臺以來，再沒有什麼事情，比23日伊拉克什葉派聚居地薩德爾城的連環爆炸事件，更令人感到吃驚和恐怖。在這起血腥事件中，目前已造成大約200人死亡、250人受傷，創造了伊拉克近3年單日襲擊傷亡之最。而在事件發生後，什葉派武裝分子隨即向遜尼派展開報復行動，又造成了一些寺廟損壞與人員傷亡。

　　嗅覺敏銳的觀察者，正從伊拉克當下的局勢中，感受到了內戰在這個國家一觸即發的現實可能性。本月初薩達姆被判死刑時有人對伊拉克前途的良好預測，似乎被最近接連發生的暴力流血事件擊得粉碎。人們從無法平息的暴力中，業已覺察到伊拉克的和平、穩定和秩序，還遠在人們的想像能力之外。

　　伊拉克今天展現出這樣一種場景，與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國家生活中出現的兩大變化有關。其一是原本就存在於伊拉克國家肌體中、但以往曾長期被抑制的深刻教派分歧，在薩達姆政權崩潰後，已從隱性層面轉入顯性層面。另外一個是，在教派衝突表面化的同時，伊拉克國內已不存在一個可以在不同宗教派別、不同利益集團和不同階層間，起到居中調停作用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權威。在這個國家不再存在相對統一的政治和文化象徵符號後，賴以維持國家基本秩序的政治和道德底線因此一再被突破，目前沒有一支力量可以約束越來越尖銳的暴力衝突。

　　一個在宗教、民族進而在政治和文化上日益離散化的伊拉克，未來還可能出現什麼樣的不確定景況，顯然不能作樂觀的估計。在我們希望伊拉克國內有關各方保持克制、共同致力於建立秩序、實現和平的同時，也應該意識到，伊拉克如今的糟糕情況，也在提醒整個世界重新思考在人類生活中，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國際政治文化。

　　教派衝突在伊拉克的升級，和平與秩序難以恢復，無疑與前政權有關，也與如今在伊拉克駐有十余萬兵力、意圖“民主改造”伊拉克的政策有關。就暴力和混亂給伊拉克民眾帶來的創傷而言，近3年來的伊拉克，毋庸置疑比之2003年之前還遠尤為甚。據一些國際組織統計，單今年10月份，伊拉克便有3709名平民遇害。一個國家在痛苦指數上的增長，説明了干涉行為所憑藉的國際政治哲學和國際關係理念，在實踐上也許並不可為。

　　正如最近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其新出自傳裏對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以宗教理念指導對外政策深感詫異那樣，災難在伊拉克的加重，原因很大部分也就在於積極干預的國際政治哲學，壓倒了溝通與合作的實踐理性。

　　在伊拉克戰爭甫發之際，所謂“老歐洲”國家與美國曾有過激烈爭吵，雙方對如何解決伊拉克問題，態度與立場迥異。在其背後，人們不難發現這其實也反映了歐美之間在國際政治哲學上的明顯差異。外交、談判甚至一定程度的經濟政治誘導，這種基於法律正義與實踐理性的國際政治理念，與動輒以武力進行國際干預，在效果上孰優孰劣，人們不難從中辨別。

　　一種以國際干預為實際表現的國家對外政策，在通常情況下，對於建構富有建設性的國際政治文化，可能是一個障礙。在這方面，中國一直主張積極開展國際交往和國際合作，有力促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共同發展，以及國際社會的和諧與有序。這種政治哲學及其在國際層面産生的良好影響，近年來也已受到世界的更多關注，它對於我們思考當下的伊拉克局勢，以及如何優化人類政治文化，未嘗不是一個富有價值的鏡鑒。

責編：李二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