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週刊消息：
主筆◎王小峰
師旭平是中央電視臺體育部的高級編輯，之所以有採訪他的念頭，不僅是因為他也曾經解説過體育比賽，談論體育解説有實戰經驗，更重要的是，在他以往的現場解説和體育節目解説中，能感覺到，他是個肚子裏有料的人，他的解説簡潔、風趣、幽默，也是最早將體育節目賦予文化的人。人們都習慣喊他“大師”，這個稱謂不僅跟他的姓氏有關，也跟他的獨到有關。
1976年，大師到中央電視臺工作，當時的中央電視臺還叫“北京電視臺”。回憶起那時的體育節目和轉播，大師説:“那時候張之還在工作，宋世雄主要負責解説，那時候電視臺沒有自己的體育解説員，轉播也很少，有轉播都請宋世雄來解説，報的臺號都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廣播比電視普及，那時候的體育比賽轉播要照顧到廣播聽眾的收聽習慣，聽眾只能聽，所以體育解説員在轉播時候儘量把現場情況描述得清楚，“7號傳給了9號，9號傳給了10號”的解説方式基本上可以滿足聽眾需求，因為這時候去討論什麼排兵布陣、戰術意圖，對聽眾來説顯得多餘。張之、宋世雄的“廣播化”解説在廣播時代成了體育解説的標誌和範本。
隨著電視的普及，體育轉播的數量增加，中央電視臺感到解説人員的稀缺，孫正平就這樣被調進中央電視臺，大師説:“當時衡量孫正平是否符合中央電視臺的要求，就是看他學的是否像張之和宋世雄。”幸運的是，孫正平很像宋世雄，就被中央臺錄取了。“喜歡並想從事這個職業的人在底下都悄悄模倣他們，包括後來把韓喬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調來，也是很像宋世雄。這種情況持續了大概10年左右。”大師説。
當孫正平和韓喬生的聲音頻頻出現在電視上的時候，人們感覺是中國電視體育解説後繼有人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兩個人在觀眾心目中是被認可的。
在當時，解説員能解説的體育項目基本上包括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這些體育項目都很普及，規則也容易掌握，像當年中央電視臺轉播世界冰球C組錦標賽都能算得上是比較生僻的體育項目了，要不是那次比賽在北京舉行，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有冰球這個項目。
“隨著中央電視臺體育解説增加了，解説員也面臨著很大困境，還是像廣播轉播那樣幾號把球傳給了幾號的敘述方式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需要了。我都看見了，還聽你説什麼，而且有時候你還説錯了，往往會引起觀眾的反感和嘲笑。這實際上就對電視臺的解説員提出了要求，一是人能不能多一點，分工細一點;再有就是能不能摸索出不同於廣播的解説方式，後來才發展到請一個專家一起來説。”
但是那時候專家基本上是不出聲的，所以我們常常聽到宋世雄説“我們的轉播顧問某某某告訴我們説”之類的話，是在告訴觀眾，雖然我在這裡解説，但是我後面還有個懂行的人，所以我未必不是從專業角度出發的。再往後發展，專家開始出聲了，可以跟解説員一起評論比賽了。
進入90年代，觀眾對體育的興趣越來越大，轉播越來越多，體育部擴大，招進了一大批記者、主持人，黃健翔就是在這個時期被召進中央電視臺的。大師回憶黃健翔剛進臺裏的時候説:“他當時沒有單獨解説過比賽，他英語不錯，其他解説員英語都不行。於是當時一些錄像帶拿來後，都是黃健翔聽著外國人的解説，他來告訴其他解説員，外國解説員現在説的是什麼。這種現象至少在黃健翔工作初期是這樣的，來做輔助工作，實際上這種方式已經很不適應體育解説的發展了。”
當時解説員也在面臨轉型，慢慢去掉廣播時代的解説痕跡，在沒有專家的時候自己也盡可能分析一下技戰術問題，但畢竟不是專家，解説仍沒有觀眾想象的那樣到位。“我就發現黃健翔解説足球跟原來的人不一樣，他比較適合電視，他對足球的了解要比前面的幾位解説員多，而且他外語好，還有就是他能把自己的情感因素體現在解説上。一開始沒有，後來有了。他不是完全的客觀評述，當時可能初出茅廬，他還能夠注意把握自己的分寸。記得有一次體育部馬國力召集的解説員研討會議上，我當時力挺黃健翔，我説他是我們電視解説比較適合的類型，同時也點名批評了一些個別的老同志。”
記得宋世雄在轉播中經常説的一句話:“現場觀眾為雙方運動員鼓掌加油。”即便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都能看出現場觀眾的傾向，宋世雄也會這麼説。這種解説已經不是客觀的問題了，而是觀念的問題，對電視觀眾來説，他們可能有時候更需要解説員帶有一點自己的立場，這樣可以和觀眾形成共鳴，讓解説和觀眾的情感有一個交流。
對黃健翔的個性解説，大師還是欣賞的，但是，大師對黃健翔“解説門事件”持否定態度，他説:“黃健翔當時也沒到現在這個程度，我不是説這次意大利對澳大利亞的解説，即使沒有這件事，他的解説中個人情感也比過去多得多。黃健翔跟其他人比有個特點，就是在足球方面很專，其他確實不行。但是綜合性大型運動會派出解説員轉播很多項目，不能光説足球，於是也給他分配過跳水、游泳，結果他解説的就很一般，表現不出他的特色。但是他的語言組織能力和用詞還是很不錯的，他很有天賦。後來之所以成了現在這個情況，跟他心態的變化有關係。我記得在2002年世界盃結束後，跟他説過，注意解説時的傾向問題。那次轉播，他當時沒有明著説，實際上那種暗示讓人一聽就知道裁判不是被收買了就是怎麼著了，讓韓國戰勝了意大利、西班牙。所以還引起了事端，當時臺裏和廣電部都批評了這件事。總結的時候我説，你們之所以能出這樣的問題，這不是一個是非問題，從是非的角度講，我跟你們的看法一樣，但這是個紀律，在這個單位幹活，就要守這個紀律，到哪兒都有這種要求。再有，之所以出這種錯誤，和你這些年解説的心態變化有關，我説你(黃健翔)的解説應該是商榷式的，觀眾能聽出其實你有別的想法，能夠聽出你對足球有自己的理解，有厚重的足球知識。你跟專家的口氣應該是商榷式的、探討式的。假如我經常聽見的是‘這個球這麼處理是不是更好一些？’這樣我反而能接受，但現在你們的口氣是一種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和專家的口吻。”
90年代中後期，體育在中國的普及以幾何式增長，體育信息通過報刊、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傳播得越來越廣，今天人們了解體育跟過去已經完全不一樣，豐富的體育資訊讓一個人在短時間內就可以成為一個專家。電視觀眾水平的普遍提升反過來對體育解説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解説員的這張嘴已經越來越難張開了。這時候解説員該在轉播比賽中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大師説:“現在很多觀眾在體育知識了解上不比解説員差，不像宋世雄時期，那時候踢球的人少，了解足球常識的渠道也少，看電視的人也少，觀眾基本上滿足於解説員重復場上的情況就行了。現在觀眾當中真正比解説員懂球的人不在少數。為什麼商榷的口吻我能接受呢？畢竟中國是個足球落後的國家，你沒必要用很權威的口吻對世界足球強國的教練和球員指手畫腳，這樣反而讓人覺得很可笑。我當時就跟幾個解説員説，我打個比喻，中國在國際足聯的排名是七十多名，我不知道國際乒聯的排名怎麼樣，國際乒聯排在七十多位的我們假設是烏干達，如果烏干達電視臺轉播一場中國和瑞典男子乒乓球團體決賽，他們的解説員對中國和瑞典教練、運動員的訓練、技戰術安排評頭品足，你是一種什麼感覺？肯定很滑稽。如果他用一種很商榷的口吻，能看出來他其實挺懂乒乓球，提供一種幫你理解比賽參照的東西，你可能覺得這個人説得很好，本人既有教養，又有綜合素質，又幫助我理解了比賽，讓我增長了知識，這是我能接受的。如果把這個套用到足球上來，可能會有很多觀眾覺得不過癮，畢竟眾口難調，但大多數觀眾是能接受這樣的。適當地有一些激情也無妨，但像這次明顯貶低一個球隊，自己都不能自圓其説，比他2002年那次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次世界盃轉播，觀眾對解説員的表現普遍感到不滿，比如過於傾向性的解説、解説語言比較乏味、僅僅是基本背景資料的解説，缺少更多的信息交代、解説時缺乏節奏……等等。談到上述問題，大師説:“相比之下，這三代人還是第三代人適合今天的觀眾口味，但是綜合素質還不夠，有的在足球知識方面有問題，有的在為人處事方面有欠缺，特別是在國家級媒體工作。有的平均一些，但是都屬於不是很高層次上的。綜合素質也包括心態上的把握，尤其是成功了、成名了，怎樣還能懷著一種卑微心態。我最有感觸的就是美國第二富翁巴菲特，440億美元的身家，捐出370億。常懷卑微心態，這是對名人非常高的素質要求。”
談到主持人的風格問題，大師説:“我提倡適合自己的語言風格，畢竟觀眾口味也不一樣，不是説大家都喜歡一樣的解説風格。前不久我在餐館裏吃飯，有人認出來我們是中央五套的，跟我説，我就喜歡宋世雄的解説，其他的都不行。他也是年輕人，還不是那種懷念宋世雄時代的老觀眾。就足球解説而言，相比之下我更接受黃健翔的解説。我更喜歡他早期的解説風格，那時候他還比較謹慎。他在解説中對足球的理解和別人不一樣。”
大師講到了前段時間他去墨西哥遇到的一件事，他在當地的電視上看到轉播歐洲冠軍聯賽，轉播中他聽到有人唱歌，一開始他以為是從什麼地方傳出來的，仔細一聽原來是解説員在唱歌，一到興奮激動的時候就唱歌。“我覺得挺有意思，弄得很輕鬆。黃健翔如果沒過度的話，激情宣泄一下也沒什麼。足球解説裏不排斥幽默風趣的語言，但不是想説就能説出來的，平時就有幽默感自然在解説中就能説出來。如果説多年來個人養成的一種幽默性格，應該很好，但這樣的中國人不多，中國不是有幽默感的民族。”
責編：王樹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