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韋伯開文化分析之先河並提出“儒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以來，對兩者關係的爭論就再沒有停止過。然而，不論是韋伯的“阻礙論”，還是東方學者的“促進論”，皆將倫理本身與社會環境混為一談，統稱之為“倫理”，導致了同一“倫理”導致不同經濟結果的論斷。於是，這種不將倫理本身加以嚴格界定的分析方法謬誤自顯，而需要將倫理本身從社會環境中分離出來，才能得出倫理與經濟的正確關係。
二、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以東亞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程和儒家倫理的基本內涵為基礎，通過將倫理本身與社會環境分離，引入社會環境中“商業態度”變量，建立“君子＋抑商”和“君子＋重商”的倫理與經濟發展模型，探討儒家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期化解倫理未從社會環境中分離時分析兩者關係的恒久矛盾。
文章認為，儒家倫理因其中性的義利財富觀，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並不必然産生積極的抑或消極的影響；只有與某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環境，即社會對商業的態度相結合，儒家倫理的君子道德觀念才能發生作用。
文章同時認為，從“君子＋用仕”到“君子＋從商”的轉變是儒家濟世的模式隨時代變遷的結果，其內在相通。
三、關鍵詞：
倫理 社會環境 資本主義 儒家倫理 財富觀
四、提綱：
?東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概述
?儒家倫理的基本內涵及考察因素的選取
?社會環境變量“商業態度”的論述
（1）儒家財富觀：抑商為什麼不是倫理自身因素
（2）時代變遷：由“抑商”到“重商”
?引入社會環境變量的倫理與經濟模型
（1）“君子＋用仕／抑商”
（2）“君子＋商業”
?結論：儒家倫理中立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五、正文：
隨著新航路的開闢，人類日益密切地被聯絡在一起。世界市場的擴張更讓這種聯絡無以復加。工業革命和現代經濟的發展徹底改變了人類經濟生活的面貌，歷史上首次出現持續增長現象。於是，絕對獲益與相對獲益成為同等重要的追求。停滯的經濟狀況不再為民眾所接受。結果，在現代國際體系中，因落後而消亡的國家極為罕見；但因為不能達到國民的期望值，而失敗垮臺的政府則履見不鮮。基於此，如何達成高速持續的經濟增長日益成為重要的關注話題。
早期的增長理論認為，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是保證持續增長的三個要素。隨著研究的深入，技術創新、制度因素、社會文化傳統在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關注。最早分析經濟與文化關係的學者是馬克斯•韋伯，他把新教徒的宗教背景同新教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聯絡起來，將“儒教倫理”與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遲滯聯絡起來。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爭論開始了。
東亞經濟發展概述
近代東亞經歷的是一個迅速衰落並逐漸退出世界舞台中心的過程，當然這主要是就中國而言。日韓的落後也是顯而易見的。西方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在堅船利炮的佑護下打開了這東方三國的大門，並逐漸滲透。
在這一過程中，惟有日本明智而有效的阻止了衰落的進一步蔓延，迅速扭轉頹勢而走向強盛。究其根本，就是日本最先認識到了商業社會的來臨並欣然地接受了這一轉變，從而進入到了下面將要論述到的“君子＋商業”的模式；明治集團進取開明，一猶大化改制。而中韓則由於統治集團處於運轉週期的腐朽中，統治者無雄才大略，盲目自大，閉關自守，無法重現秦王以遠中土求教之心改制的輝煌。君子德風，統治者對商業社會到來的態度至少是直接的導致了大國的興衰。
日本的強盛無疑是對中韓最大的震動，朝野的震動。甲午海戰，江華條約，更是直接促進了有志的年輕一代求學日本的熱潮。但是，重農重遷厭惡流動與轉變的觀念根深蒂固，向商業社會的轉變，包括政治經濟道路艱難，遙不可見。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張過程中，遇到了農業社會農業觀念最強烈的抵制。
儒家君子濟世的高貴品格和堅定信念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這種抵制的效力。附著了濟世精神和承天命行之的無商不姦、農桑為本觀念，讓堅船利炮的效力大為減弱。但也有一批接受了商業思想的儒生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同樣，附著了濟世精神和承天命行之的農商皆本、實業救國思想，在夾縫中創造了短暫的輝煌。
幾千年觀念的轉變緩慢而艱難，但同時，歷史選擇的大勢也不可逆轉。
經歷了兩次大戰的衝擊，經歷著國家民族危亡的抗爭，在中西觀念的碰撞中，現代經濟觀念的傳播漸趨迅速而有力。在我看來，四小龍的崛起便是因這種商業觀念的傳播而同樣進入“君子＋商業”模式的結果。
當社會處在戰爭和衝突的混亂中時，帶來持久福利的因素往往可以表現得更加明顯。當傳統的觀念和模式雖然自身可以穩定運行但面對外來衝擊卻無法自保時，觀察、模倣不但不可避免而且順理成章，這促成了兩次大戰間及其後一段時間內現代商業觀念的傳播——中國一段時間的中斷可以看作特例。由於傳統上對商業態度的轉變，使得君子的優秀品質與現代經濟運作的結合産生了持續而高速的增長。
同一個儒家倫理，同是東亞經濟體，一部近代史，便是一部商業觀念傳播史；而對這種觀念傳播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直接導致了經濟和國家的興衰。
儒家倫理的內涵和考察因素的選取
在東亞經濟崎嶇轉折的進程中，作為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被稱為“儒家文化圈”的地區，儒家倫理所扮演的角色自然引起了重大的關注和爭議，“阻礙論”、“促進論”不一而足。阻礙論以韋伯為代表，論證嚴密，分析深刻，以“士”為介入論述了儒家倫理骨子裏對追求財富的鄙視和對資本主義産生發展的阻礙。促進論則有些隔靴搔癢的感覺，出於對自家之物維護之心者居多，往往以一些君子傳統的美德論述儒家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促進。二者談不上實質的思想交鋒。而在我看來，儒家倫理對資本主義的關係關鍵在於其財富觀的性質，付諸實踐便是君子對財富的態度。
孔子是儒家的始祖，被稱為“至聖先師”，甚至受封為“文宣王”。有儒生相信他曾真的受天命為王，君臨天下。這樣的儒生是孔子的信徒，孔子委實當了一陣子的教主。這是政治結果下導致的變異。
自孔子以來，儒家的大師們始終遵循的是一個信念的體系——力行仁義、恪守忠恕、認知天命。積極的修身濟世始終是君子應有的不懈追求，孔子的時代要求的是用仕；而這並不排除隨時代變遷修身濟世方式的改變，從而為濟世從“君子＋用仕”到“君子＋從商”模式的轉變埋下了伏筆。這種轉變是時代主流的變化所致，君子濟世模式的增加，並不必然導致既有模式的削弱，也不排除向其它方面的轉變。
非信仰性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也是其只能稱“家”而不能稱“教”的原因所在。信念與信仰的差異，我個人有一個比較淺顯的比較，信仰是“作為－結果”模式，“結果”便是天堂、彼岸，提供你認識和行動的模式，同時給予超自然的應許；信念只是給出了應該的作為，並且這種作為的合理性來自於自然的所在，允許反思。只有存在“信仰”，才可以稱之為“教”。
這樣的非信仰性為其財富觀內在地定了基調。財富在儒家的體系中，也只是天地間自然的存在，不具有任何超驗的價值，這根本上區別於韋伯所描述的新教倫理下信徒們對追求財富的理解。在君子的思維中，仁義是最高的價值。如果財富的取得合乎仁義，甚至有助於彰顯仁義，君子也會孜孜以求，不遺餘力；但若財富的取得違背仁義，君子則會踐行窮且益堅而不“斯濫”的信念，安之樂之而不悔。
中性的義利財富觀，將是探討儒家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産生和發展影響關係的基礎。
除直接與經濟相關的財富觀之外，儒家倫理的三個重要方面——對秩序的關注、對宗族的重視、祖先崇拜也可能會影響到經濟的産生發展。
首先是對秩序的關注。儒家的“禮”便是其關注秩序的集大成的體系，將社會安排得井然有序，最大程度上防止衝突的出現。孝是禮的核心，其他社會秩序的規定皆由其闡發而來。
對宗族的重視是君子責任感的體現，也是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君子事業的起始或者説起始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宗族為基礎的，並且是宗族興旺的希望。
祖先崇拜是一個象徵性的符號，其實質是對已有經驗的維護並進而對長者的尊崇，這屬於秩序的範疇；但其引申而來的尊師重教卻將是影響長期經濟的又一重要變量。
社會環境變量：商業態度
倫理無疑是社會環境重要的內容，但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言，另一社會環境變量——商業態度，則更為重要。猜忌、閒置的商業態度會阻礙資本主義的産生和發展，而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來説，社會對商業活動寬鬆、支持並鼓勵的態度則無疑是必需的。但長期的討論，將商業態度與倫理因素不加區分，以至於運用到實證分析導致內在的矛盾。
儒家價值觀：抑商為什麼不是倫理自身因素
財富帶來的福利是人類基本的慾望之一，任何一種明智的倫理都不會強制人們放棄對現實幸福的追求。儒家倫理更是如此。“見得思義”是儒家對追求財富的一概要求，但這並不能導致倡導中庸之道的儒家在倫理層面對商業的絕對否定從而要求加以抑制。因為“見利忘義”既不是商業活動的本質特徵，也不可能是必然結果。
抑商是一個時代的特徵。當小生産單位的生産能夠滿足自身各方生活資料的需求，自給自足的耕織經濟模式便得以確立並逐步穩固。在這種追求並需要平衡和穩定的模式下，任何試圖的調整都將以失敗而告終。對於農業産出足以維持開支的國家來説，商業無疑是一種不穩定和不安分的因素，因為它帶來無控制無計劃人口流動的同時還將導致思想的傳播，財富的積聚有可能是威脅政府權力的信號，限制商業的發展便成為不錯的選擇。
在中國，“重農抑商”是法家的主張，從早期的管仲、申不害到稍晚的商鞅、韓非、李斯皆是如此。對於專門提供國家政策建議和指導政治手段運用的學派及其實踐者來説，這一點也不奇怪。當時中國抑商時代的特徵明顯，農業提供國家的財政收入，保證軍事力量的有效運用；而商業對此貢獻甚微，其趨利的流動性又會影響國家對資源的有效調度。作為春秋戰國時代優秀的學派，法家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們當然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一信息，毫不遲疑地提出明確政策並堅決有效地加以貫徹。
從“抑商”到“重商”
“抑商”與“重商”皆是時代的特徵，從“抑商”到“重商”的轉變更是時代變遷的結果。這裡的“重商”僅指對商業的態度，與“重商主義”並無關係。
自給自足的生産並不是絕對的，並且隨著生産力的不斷進步、社會的不斷發展，其主導性日漸削弱；商業發展的效益和必要性逐漸顯現。社會對商業的態度隨之經歷著一個漫長的爭論和轉變過程，時間的長短與國家的地理環境對商業的便利性相關。於是我們看到，隨著運輸特別是海運的發展，一些商業城市、商業地區在容易産生效率的地方迅速發展起來。
隨著商業進展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這種發展變成了市場的擴展。此時，一國的實力與商業活動緊密相關。最先並持續開展商業貿易的國家成為新的強國，並不斷開闢著市場。在早期的市場開拓過程中，武力是經常的手段。在戰爭中落敗的國家被喚醒，不論是被迫強制，還是自願模倣，資本是以世界市場最終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它的擴張。
在這一進程中，如同上文對東亞經濟進程的描述，在爭論、徘徊或者學習、模倣中，已經落後的國家的商業態度艱難的進行著改變。最終，為了不至於在日益聯絡起來的世界上消亡，這些國家逐漸放棄以前相對封閉條件下可以長期穩定存在的經濟模式，完成從“抑商”到“重商”的轉變。
現在是全球化的相互依存時代，“重商”的時代已基本完結。各國商業活動如此繁富，國際經貿往來如此緊密，我們可以説，商業已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形態。
引入社會環境變量的倫理與經濟模型
經濟的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裡我們主要引入儒家倫理和商業態度兩個變量，以確定哪一個變量真正影響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産生和發展。在對倫理作用的論述中，如上文所描述，將以中立的財富觀為基礎，從關注秩序、重視宗族和崇拜祖先三個方面展開；並進而根據商業態度與儒家倫理組合導致的不同經濟結果，判斷二者對資本主義經濟可能産生的影響。
古代中國，由於國家出於上文所述原因對商業的限制態度，使得商業的發展步履艱難。君子濟世的方式局限于“用仕”，以致于“君子＋抑商”實際上是“君子＋用仕”模式的附帶結果。中立的財富觀對此並不構成影響。
由於對秩序的關注，“禮”對從商者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進行了嚴格甚至可以説是嚴酷的限制。商人基本上處於政治上的無權地位，由此一個必然的結果便是古代的中國商人只富不貴。對於體面的君子來説，取得富貴並對社會施加影響以實現抱負的唯一途徑便是入仕；而正反饋效應使得仕途眾人爭先而商道乏人問津。
對宗族的重視和由祖先崇拜延伸出的尊師重教于“君子＋用仕”的效果相似，一方面宗族領袖和師長使得自己所能影響到的社會群體固守過去經驗而不求變動，另一方面教育與傳承將這種固守的觀念在一定範圍內有效傳播和繼承。二者在同樣的意義上維持並不斷穩定著這種模式的發展。
當商業的發展變得有效而必須時，社會對商業的抑制態度依然如上傳播，而商業的發展由於社會長時期抑商態度和政策的延續將比在抑商之初的社會環境中更加艱難。於是，當這種模式發展到近代的時候，便不可避免並毫不遲疑地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産生。
而隨著商業態度如前所述的緩慢、曲折但不可逆轉的最終轉變，君子的濟世領域從仕途擴展到商界。儒家傳統中優秀的品質與重商的態度一起，也即“君子”與商業的結合，迅速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跡。
與重商相結合，對秩序的關注在宏觀層面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效維持著穩定的社會環境；在微觀層面上，對秩序的關注促進了企業和組織內部人際關係的和諧，以及整體良性、持續和協調的發展。
作為宗族觀念和一切人倫關係的核心，“孝”在營造穩定社會關係方面功當居首的同時，更為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孕育了一個獨特的經濟組織形式，家族制企業的迅速發展對國民經濟發展初期的貢獻頗為突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祖先崇拜延伸出的尊師重道。在此傳統下，個人和家庭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促使人力資本在社會層面“成本－産出”效率提升，為其經濟社會長久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支持。
在此情況下，義利財富觀更是有著矯正經濟中“唯利是圖”傾向的重要作用。對於儒家的君子來説，“見得思義”將成為從事商業活動的首要信念。這些，使得東亞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品質也得以保證。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儒家君子強烈的濟世信念和堅定的行為意志與其中性的財富觀相結合，使得君子無論投身於哪一種商業態度和這種商業態度下的濟世模式，都會迅速而有效地將這種態度推向極致，不論是“重商”還是“抑商”；同時將模式固化，不論是“君子＋用仕”還是“君子＋從商”。因此，社會環境中的“商業態度”變量便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儒家倫理只是一個條件變量。
結論：儒家倫理中立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産生發展
長篇累牘的論述最終表明，與抑商結合的儒家倫理阻礙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與商業結合的同時促進了東亞經濟的騰飛。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儒家倫理因其中性的義利財富觀中立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産生和發展，真正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因素是社會環境變量中的商業態度。
這樣的結論似乎是有些令人無奈的。如果儒家倫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産生並阻礙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我們就應對其加以改造或者説揚棄，以使之有利於現代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福利的提高；如果恰好相反，儒家倫理有利於至少是不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並直接促進了東亞現代經濟的騰飛，我們就要大家弘揚，力圖改變其在當今中國的淪落境遇。但結論是中立的，我們採取何種對策呢？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儒家倫理雖然中立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君子的濟世精神和堅定信念卻可以迅速將任何一種商業態度推向極致。訴諸於如今的商業化社會，必將得到有效的經濟産出和社會福利。
在這個意義上，君子信念的培養尤為重要；而道德價值的復興更是任重而道遠。
六、後記：
文章得出了儒家倫理中立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結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倫理之於經濟發展皆是中性的變量，並不存在這樣一概的結論。從社會環境中分離出來的倫理與經濟的關係依然取決於倫理本身的內容，這與以前所有的爭論所用的分析方法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對倫理的界定。
從歷史上，我們不難看出，新教倫理追求財富對資本主義的促進和伊斯蘭倫理鄙棄財富對資本主義的阻礙，儒家倫理的中性正在於其中立的義利財富觀。
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中性的財富觀在長久的時代變遷中對文明的持續發展更有益處。
寫在最後：
實在沒有查閱什麼資料，不願不認真的同時不誠實，七、八兩項遂空而未拼湊。潛移默化的影響需另加闡釋，不在此列。
也許是受了經濟模型的影響，文章抽象或者説忽略了許多現實的經濟和倫理變量，因此，除了討論思路上的些許價值，對現實的解釋是毫無意義的。
首先，對東亞經濟和儒家倫理都未做出明確規範的界定，並且將儒家倫理的論證縮小到了“儒家經濟理論”，進而縮小到對“儒家財富觀”與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論證；並且，財富觀中“對財富的態度”與“對追求財富的態度”兩者未加區分，而兩者並不總是相同。儒家君子如果“對財富的態度”還算中性的話，“對追求財富的態度”則不然，君子往往在自身修養中有約束財富心的傾向。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儒家倫理的本身要求與君子受社會現實刺激付諸實踐的實際也未必同一。同時，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也是一個未加闡釋的概念，時而與商業活動混用。總之，除了將倫理本身從某一時期的社會環境中分離出來討論之外，這篇文章是毫無價值的。
在深入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受到儒家倫理整體對資本主義的阻礙。東亞經濟的騰飛是“君子＋商業”的模式，但此時的君子，已經具有了西方的商業精神，而不再具有傳統儒家核心的政治性觀念，殘留的只有儒家要求的個人美德而非傳統要求訴諸於社會的政治責任需求。文中將君子的用仕歸結為濟世方式的一種實際上是將傳統儒家的君子納入自己作為現代人的濟世信念之中，作為論文來講是牽強的。因為儒家傳統的“君子”，根本上是“政治人”，而非“經濟人”。東亞的君子，與時俱化，完成了“政治責任”向“財富英雄”的轉變。
當焚之面壁而重做。
2005年6月某夜
責編：田詩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