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管理，從大事到小事，就像一鍋湯，不是短時間之內就能煲得出，煲得靚，這鍋湯由法制、管理、教化、自律等等融匯于一爐，經過上百年的調理，漸漸滋補適度，約定俗成，然後貼上了一個標簽：成熟。

　　還説身邊的一件小事——請保姆。

　　在北京，我自己並沒有太多“請保姆”的經驗，但是常聽親戚們抱怨，説北京的保姆市場真是太亂了，小保姆絕大部分都來自農村，沒有素質、沒有責任，趕上一個心地善良樸實的，是你的福分，如果遇到了一個沒禮貌、不懂道德的，主人就開始遭殃，甚至從此會失去安全感。一個朋友，一連換了4個小保姆，時間是一個月，平均每8天就換一個，四個女人沒有一個可心，不是不會做飯、幹活不利落，就是剋扣菜錢、手腳不乾淨，還有一個進了門日子還不到三天，知道男戶主是個有錢的生意人，竟然明裏暗裏開始春情氾濫，俗拋媚眼兒，勾魂攝魄。

　　香港的保姆市場是一片什麼面目？

　　本來，“香港的保姆”並不是我目力所及會認真關心的事情，不過很多週末我外出採訪或上街辦事，總會看到一種特別的景象，日子長了就生疑：為什麼一到休息日，香港的公園、廣場到處都能看到一片片的菲律賓女人，這些女人成群結夥、花花綠綠，找個樹蔭就席地而坐，大家圍在一起説説笑笑，吃吃喝喝？後來知道了這些人就是香港的“保姆”——“菲傭”，又叫“賓妹”。按照香港政府的規定：香港的家庭，僱主對“菲傭”，每個週末都必須給她們放假一天，讓她們到街上去會會鄉親、找找朋友，聊慰鄉情，這樣長期以來形成慣性，香港的週末，“菲傭”所到之處，大地就像盛開了一片片的鮮花。

　　截止到2006年我開始關注“香港的保姆”，這裡的“菲傭”人數已經達到了20萬，幾乎壟斷了整座城市的保姆市場。菲律賓女傭，在香港人的眼裏可不是一般的“小保姆”，她們要價高、素質也高。更重要的，香港政府對這一市場實行規管，每個月“菲傭”最低收入不得少於3600元港幣，此外“菲傭”在主人家吃、在主人家住，都不需要另外再交錢。

　　為什麼菲律賓的女傭在香港擁有如此之高的社會地位，備受政府和市民的寵愛？

　　很長時間以來，南亞國家菲律賓就開始向世界各地輸送高品質的“家政服務”人員，已經樹立起了自己的獨特品牌，這種“品牌”很適合香港人的胃口，他們不願意把家中請來的“小保姆”只當成會打掃衛生、會洗衣做飯，甚至只會看管老人和孩子的“機器人”，他們願意看到“工人”（小保姆）是自己更高層次的幫手，有文化、外語好、會理家，最好還要會理財；而菲律賓大小的“賓妹”，要想成為備受國際市場歡迎的“家政人才”，她們的自身條件也必須事先經過很高成本的塑造和定型。一般“菲傭”在其國內都要接受大約兩年的整套的“家政服務”培訓，一般都具有大學文憑，不僅會理家，而且有文化、懂英語，領悟力強，溝通沒有障礙。有些特別優秀的“菲傭”，她們出國前的身份就是教師，這樣的身份轉行來做保姆，無疑對幫助僱主輔導孩子學習、撫育兒童成長都具有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當然要比剛把腳丫子從水田裏拔出來，換上了皮鞋就進城的內地保姆強。

　　也許有人説，我在香港看到的保姆市場和內地的現狀不能比，香港人説了歸齊還是兜裏頭有錢，他們的“胃口”不是個性的偏好，而是腰包鼓了眼光才會高，此話不無道理。可是另一層含義內地人就未必願意耐心琢磨，這就是香港社會原本是一個自由經濟社會，“市場”是一切經濟活動包括雇傭關係的杠杆兒，但是在這種鐵的規矩面前，香港政府為什麼還要出面特別規管小小的保姆市場？規定她們的最低工資、規定她們的法定假日？又為什麼不允許不夠資格的海外“用人”無組織地進入到香港的各個家庭？你以為香港人人人都願意花那麼高的費用去請“家政人才”？花錢少，服務又好，誰不願意？但是香港政府之所以要把這一片市場“管理”起來，首先考慮的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口素質，其次還有整個社會的治安與和諧，這種“管理意識”內地人有嗎？

　　在中國內地，人們視“小保姆”就是一個個的“用人”，主人和“下人”的身份界限非常分明；而在菲律賓，“家政服務”是一個職業，歷來就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香港人認同這種“家政服務職業化”的理念，一個公司要聘請員工，老闆還要考察他的專業，他所受過的職業培訓的內容和時間，而“家政”的專業只是項目不同，烹飪、清潔、護理、管理、藝術、教育等等，道理上不是一樣？

　　我來香港之前説老實話，從來也都沒有“高看”過“小保姆”一眼，並不知道“菲傭”是“世界上最專業的保姆”，更沒聽説過保姆還需要分什麼“傭家型”、“智家型”？然而到了香港，常常看到運動場、大街、巴士上，“菲傭”單獨領著主人的孩子，邊走邊玩兒，接送孩子上學下學，心裏還曾經擔心：僱主把這麼小的BABY（有的還在童車裏）交到用人手裏，就不怕有什麼閃失？不怕被“菲傭”拐走？可是當我把這種擔心告訴了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朋友説：“怎麼會呢？你想什麼？！”“想什麼？”我不敢説這種事在內地可並不算新鮮，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年事已高，自己清潔衛生打掃房間已經非常困難，我和先生就鼓勵父母招來一個“小時工”（臨時保姆），每週幫助老人處理一下家務，誰知道每次“小時工”來，老兩口都緊張得要命，儘管對人家這般好那般好，希望雙方建立起真誠的感情，以求和睦相處，但是“小時工”還是趁著老人不在身邊，有一天悄悄“順”走了我婆婆的一塊歐米茄手錶。

　　香港的“菲傭”和內地的保姆不可同日而語，這裡面有素質的問題、價格的問題，也有觀念的問題——

　　我認識一位香港家裏有“菲傭”的僱主，每次她説起家裏的“工人”都很興奮，興奮中還包括著一腔幸運和得意：“這個‘小賓妹’個子不高，眼睛很大，皮膚別看黑黑的，但是手腳卻非常麻利，現在她在我家已經工作了三年了，洗衣做飯根本不是負擔，一邊煲著靚湯，一邊就把家裏的上上下下給收拾得乾乾淨淨，每天早上我們一家人的衣服早就被燙熨得平平展展放在床邊，連內衣襪子都一樣，時不時地，你看到她幹活，一邊幹，一邊還會在嘴裏愉快地哼著歌曲……”

　　另一位朋友，家裏的“菲傭”已經受聘19年，主仆雙方不僅非常了解，而且用他的話説“早就成了我們家的一個成員”。

　　為什麼香港的“菲傭”能夠心態正常地進行家政服務？工資高是一個原因（收入比其在本國當老師或做一般的公司“白領”還要高出10倍左右），而職業感更讓她們對到手的工作非常珍惜。有的香港人不僅把家裏的一應家務都交給了“菲傭”，日常生活花用，甚至存摺、提款卡，都可以放心地交給她們，“菲傭”認為自己的職業不是“臨時工”，很多人認為是一生的事業，誰會為了貪戀一塊手錶、一點點現金就砸了終身的“飯碗”？

　　為了見證一下“菲傭”的聲譽和實際能力，有一次我和那位“幸運並得意”的朋友準備一塊吃飯，我就對他説“帶上你家的‘工人’吧，也讓我看看”，朋友説：“好啊，百聞不如一見。”結果見了面，第一眼，朋友的孩子身邊出現了一位阿姨，儘管一望而知那可能就是她們家的“菲傭”，但我從這位“阿姨”的臉上根本望不到內地“小保姆”面對生人時的無措，“菲傭”自然、大方、舒展、平靜，沒有一點的自卑。等一會大家坐下來開始吃飯了，她對孩子小心呵護並在呵護中不忘語言和生活常識的教育，一下子“職業感”就出來了。比如那次我們吃的是西餐自助，每取來一樣食物，“菲傭”都會用英語向孩子反復念叨好幾遍食物的名稱“fish（魚）、shrimp（蝦）、cheese（奶酪）、chocolate（巧克力）”，後面還有伴隨這些食物的一些小來歷、小故事（當然都是用英語）。朋友的孩子還小，只有兩歲多，坐在成人椅上根本閒不住，總是一會兒爬上一會兒爬下，媽媽幾次三番都管不住自己的寶貝女兒，但是每件麻煩事最後的“搞掂”都是依靠“小賓妹”，不知道人家在小孩子的耳邊輕聲慢語地説了些什麼，孩子居然就安靜，一次次變得老實、聽話……

　　我不想站在夾縫兒裏一邊看著香港的“菲傭”質量好、檔次高；一邊又不得不承認內地的普通老百姓，囊中羞澀，只能雇得起傳統概念上的“小保姆”，這麼講道理一點意思也沒有。但是走過了香港的“菲傭”世界，我所開竅的是“家政服務”原來是一個如此天地廣闊的職業市場，內地人應該從管理的角度來投入更多的理性：下崗女性那麼多，政府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對她們進行培訓，很多家庭即使工資收入沒有香港人一個月掙的多，但是如果經過培訓，政府真正備案，有信譽保證的，誰會心疼多花一點錢，不找個能幹的，起碼在人品上讓人“放心”的？

　　亂樹瘋長畢竟難以成材，相比之下，苗圃的做法雖然需要成本，但不久的將來，人們就可見到一片喜人的林子。這樣的建議我不想説給內地需要“請保姆”的每一戶老百姓聽，只想説給政府，因為“育林”不是個體的行為，是政府的義務，也是政府一旦有了前瞻的眼光，才可能促成的一份社會事業。這樣的“建議”強人所難嗎？會不會説出來並不招人待見？

責編：嚴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