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永元：不能只有好萊塢 |  |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10月27日 13:47 來源：
（2005年12月在第二屆“文化講壇”上的演講）
吳建民先生不愧當過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我覺得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原封不動地登在報紙上,(全場笑聲)這樣會是一篇很好的報道。可惜的是,現在我們的新聞界不流行這種做法,大家總是在每個人的演講或者講話中提煉。比如吳先生的講話,就可以提煉出這樣一條新聞,標題是《法國總統正在寫關於李白的劇本——大詩人李白初步擬定由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扮演》。(全場大笑)到網站上一發這個帖子,大家立刻打成一氣:有人説崔永元演合適,有人説不合適,還有人説,從法國得到最新消息,李白是由阿蘭 德龍飾演的。(全場笑聲)最後,吳先生就只能出來澄清有沒有説過這個話。這樣,各家報紙的發行量都可以很大。
大家可以當笑話聽,但是我要很沉重地告訴大家:這是中國報業的一種現狀。(全場笑聲)
中國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今天的題目設置得非常有意思,龍永圖先生講的是“文化較量”,吳建民先生講的是“文化體驗”,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的同志非常體諒我,給我設置的題目是“文化觀察”。(全場笑聲)文化觀察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看到什麼,就説點什麼。(全場大笑)我比較喜歡看電影,我就説説電影。
我覺得中國電影很了不起、很有意思。比如我們大家都唱的國歌,它就是電影《風雲兒女》的插曲《義勇軍進行曲》。國歌裏面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現在,我們可以理解成中國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為什麼要揪著電影不放呢?其實,前一段很多關於我的議論,矛頭都直指電視,大家知道,我現在還在電視臺工作呢,這樣工作起來不是特別方便。(全場笑聲)但是還是要講,我想了想那就講電影,這樣我的同事們的日子可能好過點兒。(全場笑聲)
我可以先告訴大家一個數字,是2003年的,也是權威部門發佈的——中國電影2000塊銀幕,票房收入是十億元人民幣。十億元人民幣是什麼概念呢?韓國有一部電影《太極旗飄揚》,就是這一部電影在韓國的票房收入的數字。我們出過李白,出過諸葛亮,這麼一個有文化的民族,號稱一年拍一百到兩百部電影,只能和人口4800萬的韓國的一部電影去作比較,這對我們喜愛電影的人來説是很悲憤的。在2003年還有一個官方統計的數字,就是中國人每五年才進一次電影院。今年中國拍的電影也不下300部,現在大家可以在心裏數一數,你們今年看了幾部國産電影?你們又知道今年上映了幾部國産電影?這就是中國電影目前的現狀。
最早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因為我過於憤怒了,我覺得我的觀點沒有問題,但是表述很有問題。我的表述和一種説法不謀而合,我認為,好萊塢在搞“和平演變”,於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抨擊。大家可能會想,一個“文化大革命”時剛三歲的人,怎麼會受那場運動影響那麼深!(全場笑聲)後來我就轉變了一下思路,因為我發現,我身邊很多的中國人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非常喜歡錢,我就轉而從商業的角度來研究好萊塢電影,來研究中國電影。簡單地説就是,該我們掙的錢被別人掙走了。很快,這個觀點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認可。(全場笑聲)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中國文化可以迴旋的部分吧,同一件事至少能找到十個方面去説。
電影的不景氣我親身體驗過,那是非常痛苦的體驗。
有一回,報紙上説,有部電影是寧瀛拍的,叫《民警故事》,非常好看。那天中午,我就約了同事,我們兩個開著車去電影院看。路上堵車,到那兒電影已經開始五分鐘了,我就很著急地去買票,但是賣票的那位女同志動作特別慢,一會兒動動她的耳環,一會兒捋捋她的頭髮。我就説:“請您快一點兒,電影已經開始五分鐘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後拿起電話機,往影院裏面打了一個電話:“金師傅,電影院來了兩個人看電影,咱們賣票不賣票?”(全場大笑,鼓掌)結果就我和我同事兩人,看了那場電影。(下轉第20版)(上接第18版)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民警故事》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但就是沒人看,很令人費解。
我想起小時候看電影,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我們的部隊大院裏,看電影就像過節一樣。很多女孩子對電影沒興趣,但是那天會穿上新衣服,在露天電影院旁邊繞來繞去。(全場笑聲)我們看電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擺放電影放映機,挂電影銀幕,對焦,打出第一束光,放加片,到放正片,都是看電影的過程,一個享受的過程。小時候,我父母管我們特別嚴,不讓我們早去佔地方,經常去得很晚,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在銀幕後面看電影,以至於到現在我都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用的是左手還是右手。(全場大笑)
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刻:我早早就知道了要放映一部新電影,我跟母親説我要很早去佔位置,我母親説不行,你去早了就會跟人打架。我説不會的,她就同意了。那部電影晚上七點開始放,我中午12點就去了。(全場笑聲)操場上一個人都沒有,就我一把凳子,我佔了個最好的位置。我就冒著酷暑一直等著,到了下午四點多鐘,慢慢地開始有人來了。大家把我圍在中間,所有人都羨慕我的地方,説老崔家的小兒子佔的那個地方太好了!(全場笑聲)到了六點多鐘,來了幾個黑大漢,直奔我這個地方。他們讓我起來,我説我不能起來,這是最好的位置,我12點就來佔地方了。他們説你必須躲開,這是放電影機的地方!(全場大笑,鼓掌)為了放電影機,最後我就跑到銀幕後面看電影去了。(全場笑聲)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這樣看電影的。
用美國大片改變觀眾的欣賞口味,這是一種文化挑戰
但是現在為什麼把大家叫到電影院那麼難呢?這個問題一定要研究研究。
我認為這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時候美國大片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美國影片有一個特點,它叫“大片”。現在美國電影的拍攝量是每年800到1000部,其中大片有多少呢?不超過20部。但是在中國的銀幕上放映的,恰恰就是這20部。
十年的過程完全改變了中國觀眾的電影欣賞習慣。現在觀眾們認為什麼叫電影?只有大片才叫電影。看看我們現在正在熱映的電影是如何宣傳的呢?有幾個特點: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電腦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個國家的人,説話都對不上,(全場笑聲)還可以演感情戲,有明星效應,大家會去看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場面,動用了多少頭牛,多少頭驢,多少頭熊。(全場笑聲)我是吸收了吳大使的看法,都把它們並列在一起的,都是朋友啊。(全場笑聲)這些成了片子的賣點。所以我們仔細想一想,現在我們進電影院的時候,大家都是奔著這些去的,宣傳也都是這樣宣傳的,還要比音響效果。如果今天下午我要請大家看一部電影,這個電影講述的故事在一間屋子裏發生,只有兩個人,是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小孫子相依為命的故事,非常感人,恐怕沒有人願意看。因為大家覺得這是電視劇的題材,電影幾十塊錢一張票,怎麼能只看兩個人,還在一間屋子裏?如果非要看兩個人在一間屋子裏,那兩個人也得年齡相倣才行。(全場笑聲)我覺得,大家看電影的口味變了。
當然我們的電影也有問題。比如,如果你説請一個朋友去看電影,告訴他説今天請你看主旋律的電影,他會不會覺得你有病?(全場笑聲)因為主旋律的電影基本上就意味著不好看。
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個社會需要主旋律。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們那個年代出生的人,是喜歡雷鋒,喜歡焦裕祿,喜歡江姐,不允許有人玷污他們。但是現在的主旋律電影確實有些問題,我把它總結為:凡是英雄模範一上主旋律電影就不是人了,就是神了,他們沒有任何缺點,所以這種主旋律電影不好看。
我也認識一些導演,他們為什麼要拍主旋律電影呢?他們拍的時候想法就特別簡單,拍這個電影就可以得什麼獎,就可以拿到補貼的一百萬,賣給電影頻道再能賣一百萬,這個電影基本上就不賠本了。一方面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主旋律電影的這種拍法,一方面是美國大片改變了電影觀眾的欣賞口味,這是一種文化的挑戰。
同樣的問題在俄羅斯,在印度,在英國,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這些電影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都遇到過,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和對策。比如説,俄羅斯當時抑制不住的時候,就取消了電影配額。非常簡單的做法,美國電影都可以進來,最多的時候一年上映的320部電影裏有280部是美國電影,很快俄羅斯觀眾看煩了,又開始懷念自己的俄羅斯電影。這兩年俄羅斯電影在復蘇,他們也拍了自己的大片,非常受俄羅斯觀眾的歡迎。
印度電影非常有意思,這是他們的支柱産業之一。如果去看印度電影院門口的海報,沒有主要演員的介紹,都是介紹誰唱的歌,誰跳的舞,因為他們的電影裏必須要有三段歌、五段舞。(全場笑聲)這是印度電影的特點,好萊塢電影很難在那裏施展。好萊塢也想過辦法,就是和他們合拍電影,像《印度往事》這樣的電影。合拍電影的投資非常多,印度電影人都很聰明,他們把這些錢全花掉了,他們是怎麼花的呢?原來是20人跳舞,現在改成200人跳舞。(全場笑聲)200個人跳舞也花不了多少錢,那就做電腦特技。美國人試了這一把以後就退了。
我見到印度駐中國的文化參讚的時候,我問他好萊塢電影對他們影響大不大?他説沒什麼影響,印度人不愛看他們的,印度人喜歡看印度的電影。我還聽説,這兩年,印巴電影在英國也有復蘇的趨勢。
我認為,好萊塢用電影大片改變一個國家電影觀眾的欣賞習慣,這是有預謀的。我們不敢説這是文化侵略。但是,從商業市場的劃分,或者利潤的最大獲取上講,好萊塢電影應該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是一套完整的市場營銷體系,這跟賣肯德基、麥當勞沒有什麼區別。順便告訴大家,印度麥當勞的漢堡包都是羊肉的,它的蔬菜都有很濃的咖喱味,都是經過改造的。但是我們在中國吃到的,和在美國吃到的沒有什麼區別。
在用大片改變口味的同時,好萊塢會盯住國內的著名導演。哪些電影人有名,好萊塢就會在他們身上下工夫,由好萊塢投資,由那些著名導演來拍中國題材的、給外國人看的中國電影。很多導演拍過這樣的電影。如果這個導演不屈服怎麼辦?還有辦法,他們再改造院線,也就是控制院線。像台灣有骨頭很硬的電影人,楊德昌、侯孝賢就遇到了這樣的麻煩,他們拍的電影院線不給你排片,就算排了,也是星期一早上九點一場,星期二下午四點一場,這下就完了。
用控制院線的辦法,來扼殺你的國産電影。在美國也有學者研究這個問題,他們提出這個叫“軟權力”,叫“第三種勢力”。現在好萊塢有很多有識之士,他們也反對這種做法。因為他們認為,電影作為一種産業或者一種文化,像森林一樣,是需要生態保護的。什麼叫世界電影之林?就是除了有美國電影,還有印度電影,還有中國電影,還有越南電影,還有伊朗電影,還有西班牙電影,還有俄羅斯電影,還有意大利電影,這就叫世界電影生態之林。而當全世界的銀幕上只有好萊塢電影,那就相當於全世界的森林裏只有一種樹,樹的名字就叫好萊塢,那不是一個健康的生態。
所以我就認為,無論是做電影還是做電視,在這個方面都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了認識,才會有行動。
最好的致敬,就是思考我們的電影電視文化要向哪個方向去
我過去在大學講的時候也有一些朋友説,好,我們同意你的觀點,那現在我們怎麼辦?我告訴他們,我沒什麼辦法。我確實沒辦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把這個事説出來,然後做好我的電視節目。我覺得,從事電影事業的人,尤其是電影圈裏有能力、有聲望、有辦法的人,應該把這個當成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因為這不僅破壞了中國電影的市場,同時破壞了中國電影的文化。
我看過的好萊塢電影基本上都是愛國主義題材的,他們的一位英雄就可以拯救一個國家,都是大團圓結尾,這個很有意思。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導演蔡楚生、鄭君裏拍了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立刻被哥倫比亞公司買斷了在歐美的放映權,但是美國人要求改成大團圓的結尾。因為美國人不希望他們的觀眾看完電影出門的時候心情很沮喪,希望觀眾們即便享受了悲劇的過程,在影片結束的時候,也要帶著笑臉,迎著太陽走齣電影院,他們覺得這才是一種享受,觀眾才願意反復地來電影院。所以美國人要求蔡楚生把電影結尾改成張忠良回心轉意了,帶著老婆孩子回家了。當時導演非常痛苦,但是最後沒辦法,為了能進入歐美市場,就改成了這樣的結尾。
這是上個世紀40年代的事了,到今天,我們和美國的合拍片也還是以這樣的方式操作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合拍片中,我們的導演大部分都沒有剪輯權,最終的剪輯權都在好萊塢剪輯者手裏,要按照他們的口味來剪輯。每當説到這兒我是很傷感的,因為我對電影太有感情了,看著電影長大的,電影影響了自己的世界觀。現在眼看著中國電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裏真的很難受。
現在電影不行了,拍電影的過程還是“很行”的。我説過現在電影不好看,但是只要和電影沾邊的電視節目都好看,因為電影拍攝的過程出現的事兒太多了,有緋聞,有打架,有換角,有罷演,有漲薪,有換導演……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些是劇組策劃的,有些是劇組沒有辦法解決的。每一次大的電影拍攝,就像一個大八卦陣,在這裡面會産生無數的新聞,讓大家炒個夠。這些大片都會不遺餘力花鉅資打造一個首映式,通常首映式的影響要比電影本身的影響大得多,拍電影的經歷遠比電影表現的情節複雜得多,這個就是中國電影的現狀。
今年是中國電影100週年,大家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向中國電影致敬。我覺得,最好的致敬,就是我們要思考,我們要警醒,思考我們的電影、電視文化,要向哪個方向去。
解放日報報業集團辦這個“文化講壇”,真是非常及時,我同意剛才兩位專家的觀點。現在大家聚在一起談文化,聽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談文化也不會談這樣的文化,談文化可能會去談掙錢的文化,會談作秀的文化,像這樣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許多人不願意談的,因為它很難帶來直接見到的經濟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們這個“文化講壇”,無論如何要堅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學者在這裡出現。如果到時候有“農民”不願來,我可以老做這個“農民”。(全場大笑,熱烈鼓掌)
責編：何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