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就像一個超長的紀念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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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總導演韓三平日前向記者表示，《建國大業》的模式不僅在中國前無古人，在世界範圍也絕對是一次大膽嘗試，多年以後，這部電影一定是電影工作者研究的經典範本。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建國大業》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而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悖論。它仿佛就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巨型機器，首先在定義上就很難界定。影片總導演韓三平説：你可以説《建國大業》是一部主旋律片，史詩片，甚至是偶像片。他自己比較認可的説法是主旋律商業大片。同時，他也認可本報提出的國民電影概念。

　　事實上，在《建國大業》之前，主旋律是主旋律，商業片是商業片，主旋律與明星薄緣。誰要是説自己要拍一部主旋律商業片，可能會讓人笑掉大牙。然而就是現在，這部全明星陣容的獻禮片擺在我們面前，樹立起一個前所未有的標本，同時兼容巨大的示範意義與不可複製性。

　　用一種反商業模式達到了最大的商業化；用一種娛樂形式傳達了主旋律意圖；用體制優勢進行拍攝，用商業模式進行推廣———“好萊塢都拍不出《建國大業》！”《建國大業》的模式不僅在中國前無古人，在世界範圍也絕對是一次大膽的嘗試。

　　《建國大業》本身的悖論

　　1、拍攝目的：説教還是娛樂？

　　有評論認為，作為一部國家層面上的當代史正劇，《建國大業》的娛樂性是超越教育性的。事實上，《建國大業》從籌備之初，因為題材的特殊和拍攝背景的特殊，就體現了濃重的政治意味，但看完電影，人們卻不會感覺到強行灌輸的任何意識形態的概念。

　　影片本身是注意了減少説教成分的：比如領袖不能臉譜化，毛澤東喝醉周恩來發火都被人津津樂道，蔣氏父子展現了溫情的一面，也讓人印象深刻；一些開會的嚴肅場景，被處理得巧妙而有趣；而在史實的藝術化處理中，也極少硬傷，甚至鼓勵觀眾重新審視我們所熟悉的那段歷史。然而，除了這些看得見的細節上的努力，更有根本上的大膽嘗試。

　　韓三平在接受採訪時説：“在以前，我們的主旋律電影做得不好，因為出來就把它當作一個宣傳片。”他認為，當你的觀念和觀眾需求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你必須放棄你的觀念，否則你沒有出路。一旦意識到這一點，説教和娛樂兩個功能就似乎開啟了共存的可能性。

　　2、操作模式：體制優勢還是市場規律？

　　《建國大業》的總策劃是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現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張和平。在確立電影主題是講述政協誕生前後的故事後，《建國大業》基本被確立為新中國60華誕的獻禮片。總導演韓三平本身是中國電影集團的董事長，執掌著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手中擁有極其豐富的電影資源。這一切都是建立在體制上的優勢。這也是為什麼在好萊塢發展的演員鄔君梅感慨：“斯皮爾伯格都不能做成韓總這樣！”韓三平自己也説：“《建國大業》聚集了近兩百名明星大腕的演出陣容，放到中國外任何國家似乎都絕難實現。”

　　韓三平和黃建新親自帶著演員到全國各地走，電影的首映禮像商業大片一樣舉行得很隆重，各種各樣的媒體都在對主創進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專訪———正如韓三平所言，“其實營銷策略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基本上是按照原來的在做，只不過是規模做得更大，做得更細。”

　　3、電影內涵：簡單還是深刻？

　　《建國大業》的風格矛盾性在於，它用最淺顯的電影手段，去表現最豐富的歷史時期，而且想要表達的歷史內涵也是極其豐富的。韓三平堅持認為，簡單的恰恰是最有力的。因此，在《建國大業》中，從內容到形式，都選擇了最簡單的敘述，最簡單的電影手法，最淺顯的電影手段，韓三平説：“我反對用過多的特技和技巧。”

　　韓三平有信心認為，觀眾追星，一方面是追現實生活中的明星，另一方面是英雄情結，去崇拜歷史人物。“他們衝著演員進去，坐下來以後，還是會看這個整體的電影。電影是綜合藝術，因此必須具備綜合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