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被女服務員刺死”：被放大的社會撕裂

　　作者：畢舸

    巴東縣野三關鎮政府3名工作人員在該鎮雄風賓館夢幻城消費時，與一女服務員發生爭執，該服務員用修腳刀將對方兩人刺傷，其中一人被刺傷喉部，經搶救無效死亡。據野三關鎮一位退休幹部稱，雙方爭執可能是因事發前鄧貴大向鄧某提出特殊服務要求，遭拒後，鄧貴大從懷中拿出一沓錢抽打鄧某的頭部，由此引發了命案。目前，這一説法尚未得到警方證實（長江商報5月12日報道）。

    在這一尚未獲得確證的説法面前，網友群情激奮的程度則令人有些目瞪口呆——數以萬計的留言，幾乎集中于對被刺死官員“活該”的情緒噴發，女服務員成為弱勢群體無奈自衛反抗的標符。一邊倒的情感傾向如此洶湧，似乎讓整個事件在尚未完全水落石出時就已然定性。

    這種情緒化體現並不鮮見，在這兩天的“杭州富家子弟開車撞死大學生”、“清潔工‘撿’300萬金飾”事件中：網上言論迅疾出現了旗幟分明的輿論陣營，某大型門戶網站甚至出現了300萬網友就“清潔工‘撿’300萬金飾”事件投票、九成認為非盜竊的奇觀。如果將網絡視為民意指向出口一個日益重要的參照指標，在剔除掉某些過度情緒化的意見表達後，上述現象顯然共同凝聚為一個命題——為什麼如此多的網民“仇官”、“仇富”、“挺清潔工”？

    如果我們認同，人在某種程度上是環境的産物，不同於知識技能的直接教育，人的道德品質、人格養成、價值觀以及對社會現象的認知，更多地依靠環境的感染熏陶。長期生活在寬容平等的社會氛圍裏，耳濡目染， 就將養成相對平和樂觀、理性分析等親善品質。相反，長期生活在人際關繫緊張、各階層接觸日漸減少乃至淡漠的社會氣氛中，人們形成的可能就將是缺乏信任、本位衝動等情緒産物。

    “杭州富家子弟開車撞死大學生”的民憤激昂，是類似事件之前已經多次發生，從所謂的“三環十三郎”等富家子弟飆車、到更廣泛的國內富豪過度炫耀一擲千金、對下層民眾權利蔑視乃至壓榨、以及財富原始積累階段“原罪”等形象危機，以及當下基尼系數拉大引發的貧富兩極分化，使得民眾對富豪階層的所作所為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反應，而富豪及子弟的不加節制又在加深民眾的思維定式。

    “清潔工‘撿’300萬金飾”事件，清潔工屬於社會底層的傳統身份，與“撿”到300萬鉅款的偶發機遇構成了事件的奇妙，再加上之前各類報道採訪中清潔工的自我辯護，讓不少讀者根據信息反饋判斷其無意為之的可能性大於蓄意犯罪。從人類心理學來講，人們會不自覺地將某個事件與似乎關聯的其他事件進行縱向比較——官員輕易挪用貪污數千萬從輕發落、許霆因為銀行取款機的設計缺陷獲得意外之財而獲刑過重，這些前車之“鑒”都讓人容易將“無辜”之類的認知附加在清潔工的弱勢符號上。

    “官員被女服務員刺死”中一退休幹部未經證實的説法，又製造了民眾女服務員刺死官員的“果”，來自於官員無禮在先並採取用錢抽打其頭部的野蠻之“因”，官員與服務員兩個相差懸殊的身份符號被再次抽象化，成為權力踐踏權利、人性保衛自尊的意義闡述。女服務員刺向官員的那把修腳倒，無疑也刺中了民眾情緒擠壓的軟肋，為弱者主持正義的道義感召、女服務員可能就是下一個“我”的心理暗示，掩蓋了等待真相後再加以分析的理性克制。

    這三起事件背後看似失卻客觀公正的“民意暴力”，實則是在現實生活中，民眾更多扮演沉默的大多數，只能在口水板磚中尋找心理慰籍。畢竟，直接決定社會基本框架和運行規則的，並不是道德層面的公序良俗和文化心理，而是公共司法制度和公權運作方式。這兩者直接塑造社會模式，並對民眾心理産生深遠影響。如果民眾總是從某些公共事件中得出結論——司法對於官民同一性質與程度的行為偏向於選擇性執法、富豪總能肆無忌憚地在社會各個層面擠佔民眾權利空間、權力淪落為少數人玩弄公眾權益的橡皮圖章，于制度救濟無力的憤怒就會演化了逐步拉大的社會撕裂困境，這恐怕才是上述事件所放射的最值得警惕的信號。

責編：李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