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三十而立的前夕,四個新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相繼設立和在中國東、中、西部完成佈局,表明新一輪區域改革試驗已開始發力。這一輪改革試驗區的創建,其模式、宗旨和目標,與二十多年前建立經濟特區有很大不同,它們將起到的作用和發揮的功能,也有別於傳統經濟特區。
這種不同是由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決定的。經過三十年持續不斷的努力,中國已逐漸由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相對成熟的現代工商業國家。如今,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的,已不是傳統的貧困問題,而是發展失衡問題。它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從財富和發展機會分配來看,乃是四大失衡:其一是城鄉發展失衡,城鄉居民收入比差距至少已達四到五倍;二是地區發展失衡,東、中、西部地區發展程度相差懸殊;三是縱向的貧富分化。四是從發展成本來看,財富增長速度超越環境承載能力,形成了經濟增長與環境可承受力間的失衡。
這四大失衡與以往中國可以提供的內部資源條件,也與一定的發展戰略選擇和發展模式有關。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按戶口關係分別享有不同國民待遇的事實,使農村居民在佔有發展資源和發展機會上,遠遠小于城市居民;改革開放的突破點選擇在東部沿海地區,則使東部沿海得風氣之先;而以低成本取勝、注重出口的發展模式,則加重了環境可承載力。在一定時期,選擇這種發展模式,採用這種發展戰略,和造成這種結果,有其歷史必然性,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經過多年努力擺脫貧困後,如何不以犧牲環境和財富與發展機會嚴重分配不均為代價,推動經濟社會協調有序可持續發展,促進發展公平和成本節約,已逐步成為中國需要考量的主要問題。這四大失衡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資源條件的變化,因此所反映的,是以往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已暴露出局限性,需要對其升級改造。
建立新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就是對此做出的重要嘗試。目前設立的四大改革試驗區,兩個在東部沿海,一個在中部,一個在西部,這首先所表明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地理空間來説已由東向西推進,它對縮小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有著重要意義。
同時,這四大改革試驗區的試點改革主題各不相同。上海浦東新區重在為政府職能轉變探路,天津濱海新區側重探索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和新型工業化道路,成渝改革試驗區主要期望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而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則圍繞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探索內生型經濟發展道路做文章。它們的不同設立宗旨,對應了中國目前面臨的不同難解性問題。這種不同的改革分工,不僅有利於發揮中國內部不同地區各自的比較優勢,使各地區獲得不同發展,又使不同的改革成果,可以分別産生示範效應,彼此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四大改革試驗區是在新的經濟社會環境下做出的新選擇。但是,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隨著改革試驗區的啟動,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就能很快實現更新。既定的利益格局、思維方式和制度體系,不可能一下子就手到病除。而且,在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後,改革如果不能得到其他一些資源條件,如法治化的推進、政治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等支持,也將很難達到預期效果。顯然,改革試驗區建設要想獲得成功,當代中國人還需要闖大關。
責編: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