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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深圳特區新股認購,搶購股民證的長隊秩序極度混亂。 攝影/張新民
淩志軍/文
一
張也的甜美歌喉中盪漾著的那個“新時代”,可以説是從股票市場的跌宕和康柏華所經受的磨難開始的。康柏華這個倒楣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場上虧損六千五百元以後,連續十五天陷入苦悶悔恨的精神煉獄中,唉聲嘆氣,神情恍惚,要麼不説話,要麼説些叫人聽不懂的話,終於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二懸梁自盡,於是成了次日報紙新聞版上讓人傷感的故事。從這以後直到6月9日,黨的領導人反復闡述的“社會主義”,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個“社會主義”已有很大不同。“意識形態第一”的觀念以及種種道德的感召,都煙消雲散,埋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追名逐利的慾望,一下子爆發出來。媒體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過現在不再説毛澤東時代的人們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證明金錢對人的激勵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個縣委書記名叫何亞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當地的主要産品:“茶葉、煙葉、木材、黃磷、電石、乙炔炭黑”,還有“優質高品位風化磷礦十二億噸”和“古海生物化石”。四川有個名叫張宇林的人,常給黨報寫評論,這一次他寫道:“誰來重獎鄧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陽去打官司,説《聲屏週報》和一個名叫湯生午的記者侵害了她的名譽權,必須拿一萬八千元來賠償。像康柏華那樣的普通人,既沒有成就,也沒有名譽,只有夢想在燃燒,於是買賣股票成了他們改變命運的最重要的機會。報紙用了很多叫人喪膽的詞彙描述康柏華之死:“血的事實”、“血祭”、“新中國大陸股市第一位殉難者”。奇怪的是,人們不為所動,《投資者》雜誌還公佈了一對夫妻的私房話:
“明天再跌怎麼辦?”
“既然是市場,價格總會有升有跌的。”
“好,聽你的。把電視打開吧,看看‘開心今宵夜’。”
這雜誌的主編還嫌不夠,又慫恿他的讀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會激發您奮勇投入其中,還是畏而退避三舍?選擇吧!”這可不是林子祥和葉倩文唱的“我選擇了你,你選擇了我”,裏面沒有浪漫,沒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純粹利益的角逐,但是它照樣可以驅使人們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個夏天,在股票市場上選擇勇往直前的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和全中國十二億人比較,還不多,但這些人已經把上海和深圳這兩座城市攪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場上一夜暴富的機會的確比現在多,一個窮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楊百萬”的故事,借助於報紙、電視臺和普通人的嘴,廣為傳播。“大款”是80年代興起的詞,但那時候人們説起這些人,只是在説一個遙遠的故事,與己無關。現在不同了,人們談論富人時,眼睛裏全都閃爍著艷羨的光芒,一點也不掩飾自己內心的慾望。
二
讓老百姓從腰包裏往外掏錢這樣的事,偉大人物的號召或者專家的慫恿是很難奏效的,但若僅從時間的先後上看,鄧小平南巡與這年夏天的股市波瀾的確存在著某種因果聯絡。1月19日,鄧到達深圳的那個早上,上海貼出海報,宣佈“股票認購證”開始發行,所有銀行、信用社和證券公司的門前都賣,可是沒有人理睬。看到報紙上刊登的大幅廣告——“一次購買,全年使用”,人們説,“報紙這樣賣力推銷,肯定不是好東西。”一個老太太七十歲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認購證當成存款單買回家,花了三千塊,受盡兒子和媳婦的奚落。再早幾年,深圳第一個公開發行的股票“深發展”上市的時候,也是無人問津的,不得不由政府官員&&購買,其情形有如他們在危難時刻高喊“共産黨員跟我來”。看來深圳市的領導人抓住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機會。他們對鄧小平説了這件事,鄧説:“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好了放開,錯了糾正。”這話看似中立,實則有極大的煽動性,不然,田紀雲也不會在幾天后到證交所視察時開口就説“股票是個好東西!”深圳也不會在鄧小平剛剛離開,就把説了好幾個月的“新股上市”付諸行動。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進入國際市場,從這天起,全球一百五十個國家和地區都可以同步看到這裡的股市行情。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證監委,劉鴻儒只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已經在這證交所裏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時,他側耳傾聽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市的鐘聲,眼看著藍色電子顯示屏上出現海外投資者的第一次叫價,激動不已,可惜沒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過了四十八分鐘,第一筆終於成交了——南玻A股兩千股,很小的一次交易,但震耳的喝彩聲還是在他周圍響起來。“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對身邊的記者説,“給我們拍張照片留作紀念吧!”大家擁過去合影,有十幾個人,都是笑逐顏開。那時候像他們這樣激動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站在旁邊看著,紛紛説:“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還沒過去,就沒有人再説那些熱衷於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變。大家知道了康柏華之死,反倒是責備多於同情。有個人説:“今天來一個自縊,明天來一個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給坑了?”大多數人沒有這麼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的心理過於脆弱,這是發財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經忍受了十五天啦,假如他不是尋了短見,而是咬緊牙關硬挺著,再過九天,到5月21日,股市就會一飛沖天,他也就夢想成真了。
三
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開創之初,全都在艱難中掙扎,巴望著解開身上的約束,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況並沒有好多少。政府還控制著股票價格,所有股票都戴著一頂“最高漲幅”的帽子。也有人説,這不是“帽子”,而是一個“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終於打開了。上海證交所的股票價格全面放開。這一天對於上海的價值,有如2月28日對於深圳。這意味著政府對股票價格不再橫加干預,聽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壓。消息提前十六個小時傳出,好像一陣風吹過這座城市,把持續了好幾個月的沉悶氣息吹散了。市民亢奮起來,從每一個角落涌出,匯聚到證券公司。股市已經收盤,但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脹。毫無疑問,明天是個好日子,無論天氣還是人氣,都是如此。午夜時分,人群沒有散去的徵兆,只等著太陽升起的時候股票大漲。一個記者到處跑了一圈,回來趴在燈下,揮筆寫一句:“上海有幾萬人正在街頭熬過長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證券公司門口,一個花甲老人向人群發表演説:“這回該狠狠搏一記了。小阿弟們,機會錯過不會再來了!我年輕的時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兩頭不吃飯的。”全城三十家證券交易點門口,這時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乾脆扛來躺椅。發表演講的,朗讀報紙的,扎堆兒交流經驗教訓的,一片沸騰。一位老者牽著三尺女童路過這裡,自語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爺爺,好奇地問:“什麼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點像“文革”,不過只是形似,若説其中神韻,完全是兩回事。60年代中國人心中只有一個“與人奮鬥”的念頭,現在則充滿了發財的慾望。有人連夜驅車跑到杭州,把這一百八十公里的滬杭公路弄得通宵車水馬龍。那時候只有杭州能“異地委託買賣”上海股票,這些人深夜趕路,顯然不是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紅柳綠,而是為了追趕次日第一時間的股票交易。到達杭州的時候已是黎明,朦朧曉色中,卻見浙江省證券公司門前早有一條由人組成的長龍。這座秀麗恬靜的城市現在也和上海一樣,躁動地等待著這個朝霞滿天的早晨。
開盤後的氣氛果然不同凡響。擺脫了控制的股票價格,就像擺脫了約束的人心世情,扶搖直上。新股老股攜手並進,兩天漲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到這個星期五收市的時候,上海股市出現誕生以來的第一個奇觀:面值一百元的“豫園股票”以一萬零九元收盤。西方世界有個股市奇跡,説的是微軟公司股票從這時起,十年漲了三十三倍。可這“奇跡”哪比得上當日小小“豫園”——五天漲了一百倍再加九元!
送走春天,迎來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裏每天增加一萬人,有三十萬人了,大家全都像過年一樣快樂,但是當初給股票價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員現在膽怯了。他們在出奇制勝以後,不肯乘勝前進,反而憂心忡忡起來。人們後來都説這些官員昏庸無能,其實這是過於苛求。讓政府官員領導股票,本來就是勉為其難。50年代初共産黨取締股票市場的時候,他們中大多數不是沒有出生,就是還在襁褓中。他們的股票知識,並不比茅盾《子夜》的讀者更多。他們被那“潘多拉盒子”裏面跑出來的“瘋狂”、“嫉妒”和“罪惡”嚇壞了,正在想辦法把它們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證交所率領它的二十多家“會員”,浩浩蕩蕩開進“文化廣場”。這廣場其實是個大劇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沒有座位,空空蕩蕩。政府叫股民們都到這裡來,告訴他們,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託代理點太少,實在擠不下,所以才在這裡開闢新的交易櫃臺。這想法不錯,但是官員們卻又自作聰明,要所有櫃臺只挂“委託賣出”的招牌。換句話説,這叫“只許賣不許買”。9點剛到,廣場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數人一看就覺得苗頭不對:政府只許“做空”,這股價還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亂成一團,廣場秩序就更亂了。大家前擁後擠,全都喊著要賣,還不到三十分鐘,就把隔離欄杆衝得七零八落。幾個官員趕到當場,一看大勢不好,趕快宣佈暫停營業。那時候政府就是這樣來“領導”股市的,也沒有人説他們瞎指揮。什麼“政策面”、“基本面”一類的説法,也是好幾年以後才由股評家的專業術語變作老百姓的口頭禪。
四
“文化廣場”這一暫停就是七天,等到再次開門的時候,至少有八個櫃臺可以“小額買入”了。以後兩個月,廣場的委託櫃臺慢慢多起來。到了這時,誰都看懂了,政府的辦法雖然雷厲風行,其實也是有一搭沒一搭,既不肯讓股票暴漲也不肯讓股票暴跌。於是人心稍定,都説這廣場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大集”,也不再爭相拋售。不過,最驚心動魄的“證券大集”已經南下,轉移到深圳去了。
《投資者》雜誌如此這般地描述當時的深圳:“沸騰了,整個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熱浪之中。”8月的第一週,上海人揮手告別 “文化廣場”,匆匆趕來這裡,租下鬧市中心上海賓館的整整一層樓;還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營紮寨;還有一群黑龍江人、遼寧人和吉林人,他們駐紮的天池賓館,距離證券公司只有幾步。幾個小時的工夫,這些人就把深圳街頭所有帶“股”字的書全都買光了。他們通曉“移 動平均線”、“RSI”、“M頂”、“W底”這些術語,就像蝗蟲席捲一片正在生長的麥田,有些人還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顯示器,或者一部裝置股市技術分析軟體的電腦,那時候這些都是新鮮玩意兒,所以當他們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門,全知股價情”時,別人都挺羨慕。
可是説歸説,實際的情形卻又兩樣:那幾天是沒有人能夠“不出門”的。全城二十一個證券營業所,個個門前人山人海。人們排著隊,晝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東西卻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張紙。它一次又一次地傳到每人手中,又由後來者接過去,紙上密密地寫著人名。其實,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個人名前邊的序號。這種把人編成號碼的辦法乃是百姓自發創造,並由眾人選舉的“龍頭”付諸實行。按照規定,“龍頭”每隔兩小時點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號,比如“三六五號”,或者“五六三號”,聞者立即答“到”,無論晝夜,不得間斷,倘若兩聲之後沒有“到”的回應,“龍頭”當即將該號碼連同人名一併劃去。
現在二十歲以上中國人,全都經歷過“排隊的年代”,70年代以前他們缺糧食、缺棉花、缺鋼鐵、缺煤、缺電,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絲花生油。80年代他們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電冰箱洗衣機……緊缺的感受讓他們在購買商品時既瘋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韌性,也讓人人精通了排隊的藝術。現在,他們要用這種精神和這種藝術去搶購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認購券。“有了認購券,就是有了錢啊!”排隊的人們把這話連同號碼一塊傳遞著,以為發財的時刻就要到來。他們想破腦袋也不會想到,在前邊等著他們的除了那些 “新股”之外還有什麼。
五
1992年新股發行的數量早已確定,但怎麼賣出去卻讓政府頗費躊躇。新股票只有幾種,而想要買的人卻有一百五十萬,不用説,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員組成的證券市場領導小組煞費若心,弄出四個辦法,讓《金融早報》公佈出去,由民眾討論。誰都知道這種討論不會有結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賺錢,證券發行商想從中漁利,銀行職工想著“近水樓臺先得月”,連警察也想乘機撈一票。就這樣扯了兩個月,還是不能平衡。問題回到領導小組。這導致領導小組犯了一個錯誤:把1991年的老辦法撿回來再用,其核心環節是發售“新股抽籤表”。簡單地説,你要想買到新股票,就要參加抽籤;要想參加抽籤,就要買到“新股認購表”;要想買到“認購表”,須得手持身份證到指定的地點去排隊。一個證買十張表,十張表中一個簽。
8月7日,此令頒布。股票市場還沒漲,進入深圳的車船票價先漲了:原來二十五元的現在一百元,原來三十元的現在二百元。進出深圳的綠色通道,有進無出。有邊防證的人理直氣壯向前擠,來自河南駐馬店的呂慶才沒有證,躊躇再三,忽聽武警一聲喝:“是去買股票的吧?證丟了?給一百塊錢弟兄們吃個飯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買路錢是過不去了,就説,“二十吧,不都是咱們國家的土地嘛。”“最少八十”,兩個兵娃説,“要不別想過。”
深圳大街上,人越來越多,宣傳車到處跑,高音喇叭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隊伍浩浩蕩蕩,有如神龍不見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隊伍,便站進去,站著的人看見有人進來,便趕緊宣佈紀律。緊張的氣氛瀰漫在隊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規矩。一個記者觀察了一個下午,到傍晚終於得出結論:全城二十一個窗口,每個窗口至少排著兩萬人,“四十多萬人保持著安分守己的場面。一切都顯得虔誠、公平而又嚴肅,令人感動。”
他還沒有算上這些人背後的那些人呢。根據《牛熊大搏殺》這本書裏的記載,排隊的人大都肩負著親朋的希望。一張車票帶過來的不是一個人,因為他一下車就會直奔郵局,那裏有一個龐大的“軍團”在等他。“瞧吧,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證”,一個年輕的郵差説,“我們這郵局快成了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幾百個包裹朝我們這裡狂轟濫炸。”一位從北京來的記者看到一袋裝滿身份證的包裹,有十七點五公斤,不禁驚呆了。
“我們稱過的”,郵政小姐説,“八百個身份證一公斤,你算算吧,這一包有多少個。”
六
夜幕降臨,人們開始疲倦,開始饑餓,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飯送水的來了,還有送座椅送涼蓆的,有人試圖換換班,隊伍開始騷動,點名聲越來越頻繁,喊“到”聲越來越無力,爭吵聲越來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來繩子,讓男男女女全都緊緊抓住繩子甚至將繩子繞在手腕上,就如狂風暴雨中緊握著一條生命線。一種出自人之本能的慾望、執著和堅忍不拔,在午夜的空氣中凝聚,安全感卻在一點點地消失。這時候,離“抽籤表”的發售還有四十個小時呢。
8月8日中午,街頭聚眾已超過八十萬人。疲倦和焦躁的人們終於不能支撐緊張的氣氛。像排隊者的組織一樣,衝擊者也組織起來,瞄著前面的位置發起攻擊。隊伍外面的人們掐指一算,一共才賣五百萬張表啊!這意味著排在後面的人根本買不到,於是全都加入了衝擊者的行列。排隊的人嚴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著自己的財産和生命。藍天下,驕陽中,卷過來,卷過去,像潮水一樣翻滾著。繩子早就丟了,即使沒丟也沒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東西只有自己的身體了。人們挽起手臂,抱緊腰肢,沒有了年齡和性別,沒有了羞澀和陌生,也沒有了愛和恨,幾十萬人就這樣連成一體,被慾望、激情、煩躁、恐懼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圍著。很多人已經二十個小時滴水不沾,粒米不進,男人的叫罵,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號,老人的喘息……這情景原本是預告大難臨頭的,可是無人退縮。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們還在相互勉勵呢:“堅持就是勝利!”
七
政府預感要出事,於是提前派出警察,接著軍隊也出動了。中午十二點,軍警邁著整齊的步伐,一路小跑開進來,手裏拿著警棍,組成一道人墻,把衝擊者趕到外面去。隊伍裏的人搖搖晃晃地站穩腳跟,恢復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發現有了新的麻煩:他們的後援團都被趕走了,白天不能送飯,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撐傘,只把一大堆身份證留下來讓他們背著。然而還有更加令人難忍的事情:誰要是離開隊伍去一趟廁所,就再也別想回來!一個男人説了一句“管天管地,還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廁所。警察的確管不著他“拉屎放屁”,卻拒絕他再回到隊伍中。因為去了一趟廁所就丟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這一個,但大多數人終於堅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護,再加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人們就在飯盒和報紙里拉屎,在礦泉水瓶裏撒尿。有的人找不到這些東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後,天亮了,太陽出來了,溫度無情地升高,受盡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個在現場感受到這種折磨的記者説:“整個深圳的味道都變了。”
然而人們還在不斷擁過來,到了這天太陽落下去的時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經站著一百萬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數人已經堅持了四十八小時,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來了,潑在身上,那麼毒辣,讓人頭暈目眩,可是人們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個方向。一輛輛運鈔車開過來,車上裝著“認購表”,還有手持長搶、頭戴鋼盔的武裝警察守衛。照往常的情景,這會讓人們安靜下來,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開的那個瞬間,前邊人聲鼎沸,後面蜂擁向前,萬眾一心,人群一浪高過一浪。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葉小舟,風雨飄搖。一個記者趕到紅嶺路去採訪,看到一個女人大喊大叫衝進去,“就像瘋了一樣,隨即被更加瘋狂的人群淹沒了”。無數只瘋狂的腳踩著這女人的身體向前衝,還好,還有沒瘋的人。幾個警察衝進去,把她從人們的腳下拉出來。他正在替這女人慶倖,一抬頭,看見 “那些買到了表的人正在衝出來,一位男子一頭跌在樹陰下,嘔吐不止”,顯然是一天沒吃沒喝,所以只是哇哇幹嚎,什麼也吐不出來,通紅的臉憋得慘白。又一個小夥子衝了出來,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頹然靠在路邊果皮箱上,手上拿著一小疊表,呆呆地看著繼續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動,就像傻了一樣。“人人都忘了什麼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這記者形容當時的情形:“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麼都不存在了。”一個年輕的女人,王文軍,航天部住在這裡的一個職員,和十個同事一起從人群中逃出,回到辦公室裏,身心俱疲。三天前,這些人每人一條繩子,把五六十個身份證和一大捆紙幣綁在身上,拼著性命擠到現在,大家來不及傾吐滿腔苦水,開始清點戰果。王沒有料到,十幾個姐妹只有她一人買到十張表,其餘都是空手而歸。大家解開胸襟,從貼著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證和錢,全都滲透汗水——就像是從水裏撈出來的一樣,一張一張揭開,擦乾,面面相覷,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裏的氣氛並不比外面輕鬆。空調大開著,還是很悶,遞進來的錢全都濕透了,點鈔機失靈了,營業員不得不把紙幣一張張攤在桌上,用衛生紙擦乾。自從拆開箱子清點認購表的數量開始,大家都在拼命忍著內心的激動,一邊賣一邊左顧右盼,頻頻觀察別人的臉色和舉動。監督人員倒是寸步不離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懷鬼胎。“因為每個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證鎖在抽屈裏,幾萬幾十萬的私人現金也早早放進自己的金庫了。”一個營業員後來坦白説,“我們職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動。”眼見那幾個監督人員提進幾個黑皮包來,制服莊嚴,神態肅穆。經理膽子小,又和這些人素不相識,但卻看出那些手提箱裏裝的全是現鈔。一陣短暫的沉默,一個傢伙不再肅穆,笑一笑,提上一個黑色公文箱。這邊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們等的就是有人開頭。“你敢我們還不敢?”於是個個轉身,拿出一把身份證和一捆錢,誰都怕自己拿少了,轉眼間表格就被席捲一空。新聘來的外地保安員只買一百五十張,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們有些害怕,男人們商量對策。經理給大家打氣:“哪個點上沒私分?查誰?”於是大家心裏稍安,捂著包走出來。外面還有擠成一堆的人群,一陣被蒸發起來的腐臭味撲鼻而來,像在地獄一般。“看著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裏可憐他們。我捂著包,揪著一個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賣表格的人都跑了,買表格的人還被蒙在鼓裏。後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擊著岩石,讓人恐懼。現在輪到警察瘋狂了。喊叫、咒罵甚至拳頭都沒有用,情急中揮舞警棍。一個河南口音衝著警棍高叫:“這兒也是共産黨啊!怎麼敢這麼無法無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個香港人看到這場面,先是笑:“中國人有這麼高的投資熱情啊!”接著就哭了:“怎麼能用皮帶去對付這些熱情的投資者呢?”記者們把照相機鏡頭從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動手這場面怎麼收拾呀,老天!”一個警察趕緊解釋,“我嗓子都喊啞了,衣服濕透了,沒有用啊?人那麼多那麼瘋狂,簡直像一群野牛。”鬧市中心那些豪華商店的老闆們,現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來的男女:“這些混蛋,以為深圳遍地是黃金啦。”説實在的,要説這些人有什麼過錯,充其量不過如此。
責編:李二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