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心動魄：清末民初的書生暗殺案

    《書生本色的歷史機緣——晚清暗殺史》(伍立楊著，同心出版社出版)論述了清末民初革命黨人悲壯的暗殺活動。作者勾沉史實，突現革命黨之暗殺以民主與自由為鵠的、迥異於恐怖主義的性質，力求再現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形象。

    張文祥刺馬案的內外隱曲

    黨人猛擊之風，雖以1900年以後演成巨瀾，然于近世最早之胎息，則可溯及譚嗣同變法之心跡。百日維新毀於一旦，康、梁逸走海外，譚嗣同卻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他拒絕了民間及海外志士的營救，靜候衙門武裝人員衝進會館。譚氏為後人尊為聖者，他一以貫之的理念是不怕被人殺，但亦不怕殺人。嗣同為人意氣發舒，慷慨善陳論，其名著《仁學》引法蘭西革命家創造民主之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人民之恨。”仗義行俠的政治暗殺在三代、秦、漢以後，流於民間江湖如唐代之虬髯客之屬；至宋元明皆顛躓不振。南明最後一個吏兵兩部尚書瞿式耜戰敗于桂林獨秀山下，清人竊國，二三百年，寂無聲息。清末黨人暗殺風潮之前，乏善可陳，唯張文祥刺馬一案，騰于眾口，影響震及全國。

    張文祥刺馬案，發生於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廿六日，這一天，兩江總督馬新貽赴督署旁邊不遠的操場巡閱騎射。事畢，步行回衙。甫至督署東側門，張文祥快步接近之，做上遞狀子的樣子，一邊拔刀突刺，其人眼疾手快，只在一剎那間，刀身已沒入馬總督脅骨深處，並緊握刀柄轉動之，此勢必致死之術。整個過程，從容不迫。可見恨既不少，且蓄意已久。其刀經藥物淬礪，刃薄如紙，受者刃到必死，難以解救，馬新貽果在次日以不救告終。而張文祥被執，首先由漕運使張之萬主審，後由刑部尚書鄭敦謹、江寧將軍魁玉、袁保慶(袁世凱之父，時為江南候補道)及由直隸新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等相繼刑訊，“張文祥終無一詞”，但在魁玉主審期間，説過一句話:“我為天下剪除一通回匪者”。

    由此張文祥刺馬新貽背景模糊，莫可究詰，故天下猜測四起，訛傳周布。

    在民間流傳最盛的一種説法是，當張文祥、馬新貽、吳炳燮三人年輕時，曾歃血為盟，結為金蘭之好。後來，張文祥、吳炳燮之妻各以美艷之故，俱為馬新貽所姦污霸佔。這樣一來，張文祥所報則為佔妻之仇。如政論家湯增璧先生即持此説，“馬新貽督于兩江，穢行昭著，戕賊舊交，艷其室而奪之。有義烈沉毅如張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鑒其衷，大仇已復，從容自首，決腹屠腸，神色為之不撓。”(《民報》1908年第23期《崇俠篇》)。此説即就報仇意義而言，把政以賄成及高官之淫昏聯結起來，“酬死友於地下”，以其富有感性，極易契合下層民眾心理，而以其事可感可想，更易招集更大仇恨。

    章士釗則在考察張、馬二人的籍貫、經歷以後將此説斷為傳奇誣妄之詞。他認為真正的導因還在於政治問題。“夫文祥，官書明明宣稱為洪秀全余黨，粵、捻兩通，而其報仇遠因，則在南田圍剿一役。”蓋浙江象山南田有洪秀全殘部，馬新貽為浙江巡撫時，捕殺其首要，余部星竄，由張文祥所召集。馬氏新署兩江總督後，仍襲前規，捕殺無算，“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刃仇人之胸，以身試法而不悔，釀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覺察不到之理？”此則見道之論矣。

    清末報刊群起議論這樁已過去三十餘年的暗殺案，蓋以黨人暗殺風潮未起，故藉此發論，大作波瀾，實因人心激憤，無可發泄，而由舊事牽出頭緒。此後不久，暗殺風潮即形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