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自己弟弟 後判刑七年

    周秉德至今還記得那次中南海春藕齋的週末舞會。

    “伯父風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場，幾乎再沒辦法在場外落座。”伯父微笑著攬住她的背，踩著音樂旋轉在舞池。“跳得還行，你樂感可以。”聽到伯父的誇獎，小秉德興奮得有點飄飄然，可馬上伯父卻略帶歉意地説：“轉到那邊你就下去吧，讓別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隊。”望著伯父和別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著長隊的人群，小小年紀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這個伯父不僅是屬於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最大的女兒。自12歲住進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周恩來夫婦無嗣，周秉德因此成為與周恩來關係最密切的晚輩。但周秉德一向處事低調，雖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長，又是全國政協委員，但身邊幾乎沒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紅墻內的青春

    回憶起那段紅墻之內的童年歲月，周秉德覺得那真是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當時最讓她興奮的是，早年間只能在照片上見到的毛主席，到這裡竟成為了她的鄰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歲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見到伯父周恩來，住進了中南海西花廳。親侄女來到身邊，周恩來和鄧穎超自然萬分疼愛，他們把這個漂亮的小姑娘當成了自己的女兒。小秉德從此也開始了在這個中國最神秘的紅墻大院里長達15年的生活。

    周恩來日理萬機，並沒有多少時間在家。他總是來去匆匆，走路特別快，衛士比他年輕得多，跟著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見面最多的時間是在飯桌上。偶爾有機會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園。工作之餘，為了讓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時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説周恩來最喜歡唱《洪湖水浪打浪》，還很喜歡海棠花。西花廳後院種了十幾棵海棠，每逢春天滿院海棠花盛開，十分漂亮。

    上世紀50年代，正逢留學蘇聯的熱潮。初中剛畢業的周秉德聰穎優秀，本來可以選擇當時絕大部分高級幹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畢業後赴蘇聯留學。但看完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她卻熱血沸騰，當下做出了一個讓周圍人大吃一驚的決定——報考中等師範專科學校，做一個電影中瓦爾瓦娜那樣的農村教師。那時的周秉德只有15歲。

    “當時老師同學們都很驚訝，勸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廳向七媽(鄧穎超)説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飯桌上不斷地鼓勵我。伯伯一直埋頭吃飯沒有吭氣，只默默地聽著我們的對話。七媽問他説：‘你怎麼不表態？’伯伯説：‘她得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説，我也説，不是壓力太大了嗎？將來她要後悔起來都沒辦法。’”

    後來回想起來，別人告訴周秉德，其實周恩來心裏肯定還是想讓她讀完高中念大學，但他又不能明確地説出來，因為他一發言就會成定論。“伯伯其實也在觀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經過深思熟慮，他從來都是要求我獨立思考，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

    師範學校畢業後，周秉德被分配到距北京城20里的一個小學做老師。但3個月後，她就被抽調去搞運動了。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無休止，以致她幾度想再上大學的計劃都被完全打亂了。周秉德笑了笑説：“我的青春大好年華，幾乎全在運動裏度過了。”

　　數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歲那年迎來了生命中的“白馬王子”。那年，周恩來的老警衛秘書何謙為兩個年輕人牽了紅線，周秉德見到了英俊帥氣、會四國語言的空軍上尉沈人驊。他謙和、穩重、正派、有知識。周恩來夫婦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長孫時，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驊迅速墜入愛河，當時沈人驊在和她見面不久後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後兩人一直書信不斷。

    在沈人驊給周秉德的一封信裏有這樣一段話：“今天我騎車經過學校後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風拂過，捎來陣陣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這幾行樸素的文字，讓周秉德産生了感情，“我相信對方是個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國慶節，他們結了婚，開始患難與共的相守。周秉德的臥室床頭，有張精心裝裱起來的廬山風景照，便是周恩來送給她的結婚禮物——“這是伯伯本人最珍愛的七媽的一張攝影作品。望著那張照片，仿佛能看見雲霧在山間緩緩流動。”

    如今周秉德還依然記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灘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間那番看似不經意的談話。“伯伯談起多年前他在法國留學時的初戀往事。他曾有過一個很談得來的女朋友，但當他決定獻身革命時，他覺得只是作為革命同情者的她並不合適。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起任何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愛人。”周恩來對周秉德回憶説：“所以我後來選擇了你七媽，在這一點上你七媽是當之無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隨丈夫調往西安工作。在他們到達西安後，“文革”狂潮隨即席捲了整個中國。周秉德一時成了造反派揪鬥的對象。“後來人事科長跟我説，如果當時講出我是周總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關我了！但我真的沒辦法做到。作為伯伯的侄女，我從來沒依靠過他的關係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為自己開脫。”

    自己是共和國總理的親侄女——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幾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難，她也三緘其口。

    1968年，紅衛兵向江青報告，周秉德的父親周同宇參加了“反革命組織”——“聚餐會”。江青將案卷送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被關了整整7年。對於父親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媽的來信後，當時由於奔波辛苦險些流産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頭指向自己，這肯定會殃及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飯不思，決定向丈夫提出離婚。而沈人驊只是輕輕擦乾妻子的眼淚，對她説：“無論發生什麼，都要一起面對。”

    不久，沈人驊被調進位於貴州遵義深山裏的軍工廠，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夫婦倆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裏12點才能回家，只能把兒子托給鄰居照顧。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親的問題才徹底澄清平反。

    談起伯伯和七媽的愛情，周秉德拿出周恩來和鄧穎超那張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説：“看看他們倆，多好啊！七媽告訴我當時用這麼親密的姿勢拍照，就是一種革命了。”周秉德還記著伯伯和七媽之間那些浪漫的通信。

    當時周恩來在蘇聯，鄧穎超給他寫信説：“來：帶給你的水仙花和家書一封，想已到達，閱後有何感想？你忙得怎麼樣，覺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這是我關心惦記的，回來要檢查哩。”

    “超，西子湖邊飛來紅葉，竟未能迅速回報，有負你的雅意。忙不能作藉口，這次也並未忘懷，只是懶罪該打。”

    1951年3月23日，鄧穎超寫道：“不像情書的情書，給我帶來了喜慰，先寄語桃、李、海棠，善備盛裝迎接主人呀。”當時鄧穎超在杭州，周恩來在北京。周恩來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號來信，確實寫得不像情書，陸璀答應我帶信到江南，我當時戲言，俏紅娘捎帶老情書，結果紅娘走了，情書依然未寫，想見動筆之難……”

    周秉德笑著感慨：“是不是沒想到，周恩來也是個浪漫的人吧！”

　　不留一塊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廳去看望伯伯和七媽。那時她就已經心酸地發現，伯父的臉變得極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佈滿了血絲。“吃飯也是胡亂幾口，之後就急匆匆地去辦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個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電話，心急如焚地要去醫院探望，卻被七媽一再地阻攔了。“七媽説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證治療，只能撥通病房的電話跟伯伯説上幾句話。電話裏伯伯的聲音聽上去平靜從容。他的噓寒問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斷了，我當時很難過，只是一直追問他：是否跟護士詢問過他的生命還有沒有一年。伯伯很輕鬆地安慰我，説那只是開個玩笑。我在電話裏都快哭了，我説玩笑也不應該講，您是要長命百歲的！”電話那端傳來伯伯和藹而平靜的聲音：“你是共産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麼一天的。想開點，好嗎？”

    “隨後的5月20日，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伯父。我在伯父身邊坐下，見他當時氣色還可以，他還詢問了我的工作和兩個孩子的情況。但怕打擾伯父休息，聊了一會兒，我就起身告辭。出門時，我提出和他合張影。‘你看，家裏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他握著我的手，輕聲説。”

    如今回想起來，周秉德後悔自己太天真了，“當時伯父的膀胱癌已經到了第4個年頭，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七媽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嚴重，不管説什麼我也要闖進醫院去看伯伯的。”沒想到，這一天成了永別，最後一次會面她連和伯伯的一張闔影都沒照上。

    如今，伯父已經去世30多年了，他將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國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謙在病痛中也留下遺囑：“我一直敬佩周總理，更要學習周總理。我死後的骨灰，你們千萬不要送進八寶山，你們幫我撒到江湖或樹下。”沈謙病故後，周秉德夫婦將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連續送走了兩位至親——先是伯母鄧穎超病逝，7月周秉德來到天津海河入海口，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後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摯愛丈夫沈人驊也走了，她悲傷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親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這些親人，在世間沒有一塊墓碑，但她對他們的懷念卻深埋心底。如今，已年過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棟上世紀50年代的紅磚老房裏。從中國新聞社副社長職務上退休之後，她還擔任著全國政協委員。採訪結束時，她的兩個雙胞胎孫子剛放學回來，周秉德的臉上滿是享受天倫之樂的慈愛。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