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清上將談中國海軍核潛艇

中國海軍“漢級”核動力攻擊潛艇

停靠在碼頭的中國海軍“漢級”核動力攻擊潛艇

劉華清上將接見海軍部隊官兵

　　核潛艇的研製設計是從1959年開始的，當時先由海軍修造部核潛艇總體組提出了方案的構思。後來由於國家暫時經濟困難和科研力量不足，1963年3月，經中央專委批准，決定先集中主要的技術骨幹力量，重點對核動力、艇總體等關鍵項目進行研究，待國民經濟有了明顯好轉時，再全面展開。

　　核潛艇于1963年調整後，中央專委于1965年批准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核潛艇要不

　　要搞？如何搞？搞什麼樣的？有過許多爭論。有的針對我國經濟基礎和技術條件的可能性，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從作戰指導思想出發，對核潛艇在未來作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認識。後來毛澤東主席重申，國防尖端科學技術“要有，要快，要超”。這之後，核潛艇便一路綠燈，重新上馬。

　　我調到國防科委的時候，恰逢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

　　核潛艇的研究，一開始就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在周總理的具體指導下，聶榮臻元帥專門寫了《關於開展研製核動力潛艇的報告》。應該説核潛艇的上馬是比較順利的。

　　但是，這項工程的前期開發工作卻幾經波折，這期間，我先在七院，後調到六機部，崗位變化了，但關注核潛艇工程的心卻始終放不下。

　　1962年上半年，由於國家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大批工程項目下馬，核潛艇的研製工作也難以繼續工作。對此，七院黨委做了多次研究，我和戴潤生政委專門向聶帥做了彙報，中心意思是從長遠考慮，研製工作不宜全部下馬。否則，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技術隊伍也將散失，以後再上馬時，困難會更多。後來，中央專委決定，組成了七院十五所，保留少數核潛艇研究人員，繼續從事核動力裝置的理論研究和實驗，為設計研製核潛艇做技術上的準備。我專門到十五所講了預研工作問題，強調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技術關鍵問題搞清楚，做好前期開發研究，為核潛艇工程總體方案的選擇和初步設計提供基本理論和試驗數據。

　　1965年3月，周恩來總理指示，核潛艇的研製工作重新上馬。當時我任六機部副部長，分管科研工作。於是由我起草，以六機部黨組的名義向中央專委提出研究製造核潛艇的報告。8月，中央專委正式批准了這個報告。

　　核潛艇工程終於再度上馬。我喜出望外。

　　核潛艇工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它兼有“兩彈”和“兩核”的尖端技術，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術難關，研製生産單位涉及幾百個研究所和工廠，組織管理涉及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二十幾個部門。

　　為此，我們提出分兩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動力難關，造出攻擊型核潛艇；第二步再突破導彈應用於潛艇水下發射的難關，造出導彈核潛艇。兩個技術關鍵，分開攻關。為抓任務和組織協調，我們前前後後開了十幾次會，簽發二十幾份文電，工作才逐步展開。

　　核潛艇工程上馬後，先是從六機部為主，與二機部共同負責，海軍和一、四機部參加，並成立核潛艇工程聯合辦公室，歸屬六機部，由我負責。1967年3月，中央軍委確定，核潛艇工程改由國防科委領導，會同國防工辦負責抓總。此時，我已調到國防科委，這項工程仍由我分管。後來我離開科委到海軍工作，核潛艇工程辦公室又轉屬海軍。

　　“文革”中，由於工廠、科研單位陷於混亂，核潛艇的研製工作面臨中斷的危險。有的廠、所領導就來北京要求工程辦公室派人去解難。開始還能派人去，以後多了，也應付不過來。有的同志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一個專門文件，但有的同志怕這樣被誤解為“以生産壓革命”。我和大家反復研究後，決定向聶帥提出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一個關於核潛艇工程特別公函，強調核潛艇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對國防建設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任何人不準以任何理由衝擊生産研究現場，不準以任何藉口停工、停産，必須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1967年8月，中央軍委發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特別公函》。當時各有關部、院主管核潛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別公函》為依據，確實排除了不少干擾，保證了科研任務不致中斷。

　　1968年11月，魚雷核潛艇開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開始了碼頭安裝設備工作。

　　1971年5月31日，核潛艇首航。我主持了領導小組會議。會後，我考察了一些地區，為核潛艇的試航、駐泊技術和陣地設施作準備工作。之後以海軍首長名義報請周總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6日進行了預試，結果表明可以進行試驗。1971年12月至1974年，幾個階段的試航試驗，我參加了多次。

　　1972年7月，海軍召開黨委常委會，專門討論魚雷核潛艇和導彈驅逐艦等新型艦艇的定型與後續投産問題。我列席了會議併發言。

　　1974年8月1日，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將第一艘魚雷核潛艇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編入海軍戰鬥序列，並舉行了莊嚴的軍旗授予儀式。從此，人民海軍進入了擁有核潛艇的新階段。

　　核潛艇研製的一步步進展，不僅為我國的“兩彈一星”尖端技術增添了新的門類和內涵，也為我國戰略武器的打擊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在海軍裝備體系中，核潛艇是重中之重。

　　1961年開始，我就參加和領導了核潛艇工程的研究發展工作。此後30多年，不論調到哪，不論擔任什麼職務，我始終都參與了核潛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親歷其間。

　　剛介入核潛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項國家戰略性工程，它不僅僅是海軍的戰略武器，更是國家的威懾力量，是我國綜合國力的體現。

　　就任海軍司令員後，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潛艇發展的實際工作。1982至1988年間，我組織了核潛艇的各項試驗和訓練，並且考慮了第二代核潛艇的研製問題。

　　核潛艇長航訓練是我比較關注的問題。早在1974年第一艘魚雷核潛艇就交付海軍了，但由於多種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廠或港口裏。1981年，我以副總長的身份去檢查，感到這樣不行。雖然還有些遺留問題，但艇已經交付了，就要讓部隊自己管理，自己訓練，組織航行。在我的要求下，北海艦隊和核潛艇基地加強了這方面的訓練。經過認真準備，1981年11月至12月，北海艦隊曲振牟副司令員指揮核潛艇進行了首次超過一個月的長航訓練。我就任海軍司令員後，繼續關注這個問題。1983年10月至11月，又進行了第二次更長時間的長航。1984年第二艘魚雷核潛艇交付。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該艇在潛艇基地副司令員楊璽指揮下，完成了數十晝夜的最大自持力試驗。遠航試驗證明，中國自行研究設計製造的核潛艇和我們培養的第一代核潛艇指戰員，是頂用的，是真正的水下蛟龍。

　　1984年起，海軍又相繼進行了導彈核潛艇水下發射模型彈試驗；深潛、全速和大深度發射魚雷試驗；水下發射潛地導彈遙測彈試驗等，都取得了圓滿成功。這一系列試驗，標誌著中國完全掌握了導彈核潛艇水下發射技術，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導彈核潛艇的國家。

　　我考慮，核潛艇、核武器、核動力堆的發展，既要有近期目標，又要有長遠發展計劃。1987至1988年間，幾艘核潛艇試驗訓練取得不少經驗後，我就強調，一方面要下功夫抓核安全，抓現役艇形成戰鬥力；另一方面，要考慮核潛艇發展研製和生産不斷線。我認為，發展核潛艇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研製戰略導彈核潛艇，一個是研製攻擊型核潛艇。這兩種型號核潛艇都要研製，特別是攻擊型核潛艇。隨著科技的發展，敵人反潛力量增強，原來用常規潛艇就可以完成的任務，現在困難了，必須研製攻擊型核潛艇。

　　1990年，最後一艘魚雷核潛艇下水。我向江澤民主席報告後，他決定親自去視察。視察時，江主席果斷表示：“核潛艇不能斷線。”

　　1992年5月29日，我把海軍核潛艇部隊建設情況報告轉呈江主席，特別強調要持續保持科研發展和認真做好安全工作。江主席做了重要批示。

　　1994年，根據江主席指示，中央軍委、中央專委決定開始新一代核潛艇的研製工作。看到核潛艇事業後繼有人，後繼有艇，我也就放心了。 　

責編：李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