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警奪槍在逃人員成村主任 村民歷數“十宗罪”

　　經村民不懈信訪舉報，廣東省惠東縣梁化鎮齊眉塘村主任周添來近日被正式批捕

　　從梁化鎮派出所錄完口供出來，周貴彬長呼一口氣。這天是6月25日，不過回想起去年10月13日那起流血事件，他仍心有餘悸。

　　村主任周添來在某酒店被正式批捕的消息，早在4天前就已傳回齊眉塘村。村委會大樓內，已多日不見其他村官的身影。不過嵌入墻體右側的大理石刻，“周添來捐貳萬元”的金字依舊蹭亮，而緊挨村委會招牌張貼的《在逃人員登記信息表》上，周添來的標準像更是惹眼。

　　村民説，最後一次見周添來是兩個月前的事，“這回他不會再回來了吧？”

　　也有村民湊到跟前，依舊習慣性地、怯怯又熱情地喊上一聲：“來哥！”

　　新案揭出在逃老底

　　“我們也是走投無路，否則也不敢搞他！”惠東縣梁化鎮齊眉塘村嶺排村民小組的周城堅告訴記者，其實周添來被通緝的事，村裏早有傳聞，只是苦於找不到證據，“而他的勢力又太大了！”

　　一個重要的例證是，2006年10月，當時還只是村委會副主任的周添來佔用數十畝基本農田修建20米寬村道時，縣鎮兩級國土部門連下四道停工通知，竟“奈何他不得”。

　　“周説，只要農戶簽名同意(佔基本農田修路)，就比尚方寶劍還管用！”而多位村民事後向記者證實，簽名是周添來軟硬兼施的結果，“光匿名恐嚇電話就打過好幾次”，而“不給來哥面子”的某村民，甚至被不明人士上門毆打。

　　2007年春節前，村道終於竣工，不過最後只有四米寬。多出的土地，據説將用於建房。而已被填土的基本農田，至今未能復耕。同年，由周添來出面招商，某物業公司以每年500元/畝的價格租下包括這些土地在內的成片基本農田共400多畝，用於苗圃種植。“合同由各家各戶自己簽，但租金多少卻不是我們説了算！”村民反映。

　　“他實在是欺人太甚！”周貴彬是周城堅的次子，他至今不明白周添來為什麼要在去年10月13日帶人毀掉他家的山林和果園。

　　嶺排村小組長周田生告訴記者，最終釀成血案的200多畝山林毫無異議，長期以來都是該小組村民經營，種有10000多棵果樹和20000棵經濟林木等，這其中就包括周城堅分給四個兒子各自經營的近50畝山地。

　　據村民反映，當天周添來帶著上新村小組數十人拿著柴刀、開著鉤機上山，“像參加集體勞動似的各有分工”，樹一砍完，鉤機馬上跟著開過去剷平。

　　接到電話的周貴彬，騎著摩托很快趕到。“雙方勢力懸殊”，推搡爭執之間，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毀了我的地，還打了我的人，還怎麼忍下去？”周氏兄弟坦陳，一開始只是想給自己家人出口氣，後來慢慢收集材料，“才發現周添來劣跡太多，要為民除害！”

　　被打後的第5天，周家兄弟開始上訪。“光廣州就去了40多趟，問題還是沒解決！”4月14日，周家老大周貴堅為此還爬上廣州海珠橋，成為“跳橋秀”的主角之一。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們得知周添來竟擁有兩張身份證，其中一張填寫的地址是惠東縣城西某處。而隨後通過公安部門的“人口信息全項查詢”，他們發現驚人結果：周添來的另一個身份是“周震道”，“改了年齡，換了名字，居然還有新的身份證號！”

　　周氏兄弟從法院複印出一份刑事判決書。在這份文件號為“(1995)惠刑初字第199號”的判決書中，周添來為酒樓小姐出頭、襲警奪槍後脫逃的“老底”一覽無余。

　　歷時四月追捕終抓獲

　　其實這些材料在今年1月份周氏兄弟已經掌握，由省公安廳督辦的在逃人員信息也已在1月16日上網，而周添來最終被拘留，卻是在5月16日淩晨5時左右。

　　同樣發生在酒店，一抓一逃，歷史倒頗有些巧合。1994年4月4日晚，梁化鎮某酒樓小姐與大嶺鎮派出所幹警鐘某發生口角，周添來帶多人為其出頭，對鐘某拳打腳踢。鐘兩次鳴槍警告，周等才散開。鐘某正要報警，周添來等人再次上前毆打，並將茶水潑在鐘某臉上，還以亂開槍傷人為由，搶走了鐘的配槍，且要鐘某賠償10萬元。隨後他們將鐘某及其朋友四人劫持到齊眉塘村某商店內，多次求情的鐘某被逼寫下5.4萬元的欠條，而其朋友的皇冠轎車則被作為抵押物。據判決書稱，當時周限鐘某一個月內交錢贖車，之後才交還鐘的配槍。

　　不過時年27歲的周添來與另一同案人員僥倖逃脫法律的制裁，而另兩個參與搶劫者(注：此為當時定性)則分別被判有期徒刑12年和8年。

　　面對這份意外得來的判決書，周氏兄弟只能用詫異來形容當時的心情。在他們的印象中，周添來2000年左右回惠東發展：“既然是在逃犯，他為什麼每天都敢在惠東招搖過市？”

　　1月16日，周添來被通緝的資料上網後，省公安廳某工作人員給多次信訪的周家兄弟打電話：“以後再看到周添來，你就可以報警抓人了！”

　　消息在當地瘋狂傳開。2月25日上午，30多位村民包車前往惠東縣政府，打出橫幅：“在逃犯為何當上村主任？”

　　而3月下旬一個晚上，更讓村民不可思議的是，周貴彬看到周添來的小車進村，立刻召集村民堵住三個主要路口並報警。不過鎮派出所稍後的電話回復卻讓村民哭笑不得。

　　“你沒喝醉酒吧？你説周添來是在逃犯？”

　　結果自然是沒抓到人。直到5月16日，這次出警的是惠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

　　從“空降兵”到賄選連任

　　在給各有關部門的信訪材料中，齊眉塘村民列舉了周添來的“十宗罪”。上新村小組自稱被周添來雇人打傷的周進朋告訴記者，當地打黑辦還在向受害人繼續收集材料。

　　在這些時間、地點、人名確鑿的舉報材料中，周添來除了襲警搶劫一案，還涉嫌收取保護費、強迫交易、勒索、侵佔農田、故意傷害等。

　　“雖然周已被抓，但保他的人還有不少”，知情人向記者透露，周添來被拘留後，仍有一些人寫請願書，找群眾簽名，“要求儘快放出好村官——周添來！”

　　周氏兄弟覺得自己有些僥倖，“把正義的輿論造在了前面”。在看到“保周派”頻頻活動後，5月20日一大早，他們帶著幾十位村民敲鑼打鼓給惠東縣公安局送去錦旗，“感謝他們抓住在逃犯，懲姦除惡！”

　　這樣的熱鬧場面，與一年前周添來以1200多票成功連任村主任時有的一拼。“是有人競爭，但誰能爭過他？”與另一候選人比較親近的某村民説，周善於以感情和金錢籠絡人，以至於選舉時，該候選人連自己所在小組的票都沒能保住。

　　周添來曾經的擁躉之一如今大方坦陳：“當時説好只要選他，他就給我3000元。可周真當選後，又獎給我3000。”好處其實還不只這些，據這位村民説，期間他還以生活困難為名，通過周添來向惠東縣民政局申請補助，“應該有五、六次吧，最少獲助3000元，最多一次有5000。”

　　在一些老人看來，周添來是“真懂選舉”，這是政治成熟的表現，畢竟不再像以前那樣動輒恐嚇反對者，也不像最早出現在齊眉塘村委會時，是“空降兵”。

　　多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村幹部向記者證實，2004年周添來進入村委會，是由某鎮領導到村直接宣佈“委任”，“先是委員，2005年被選為副主任。”

　　“泥飯碗”吐出金疙瘩

　　在很多人眼中，來哥無論穿著，還是談吐，其實都很土。事實上，他在惠東縣的發跡史確實和“土”分不開。

　　據知情人透露，1994年犯事“跑路”後，周添來去了深圳，“到底幹什麼，誰都説不好！”2007年3月，在周添來給南方農村報記者的名片上，他是惠東東盛實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在許多村民的眼中，這位有些神秘和不怒自威的來哥，第一桶金來自梁化鎮的黑瓷泥。曾以5000元/畝的價格把土地租給周添來挖泥的某周姓村民介紹説，那是在2002年前後，周添來先請人在當地現場勘測，然後再一家家單獨談，“答應挖好泥，再把土填回去。我們想反正不影響耕種，還有錢賺，就由著他了！”

　　於是，40噸重的卡車總是趁夜進村，又連夜離開。“誰也不知他挖了多少，反正最深的坑有近十米深。”

　　6月24日，記者在齊眉塘村還能見到一些沒被及時填埋的深坑。“積水很深，旁邊也沒被圍欄，小孩掉進去就糟糕了。”村民很是憂心。

　　據了解，這些瓷泥的成交價一般為150—200元/噸。不過自從周添來當上村委委員後，挖泥的事已經少幹甚至不幹。他開始琢磨“土地調整”和“新農村建設”。

　　第一次土地調整，發生在2006年8月修村道時。嶺排村小組的周田生説，當時周添來要求4個村小組的村民每人讓出一分地，再內部各自微調，“不過路修好後，地沒有全部被佔，多出的土地就都成他的了！”未經證實的消息説，周添來打算利用道路兩旁的土地開發房産，“不過土地算他個人的，還是算村委會的，就不知道了！”

　　2007年，周添來擔任村委副主任，恰逢齊眉塘村原承包給某外地老闆的供港蔬菜基地合同到期。知情人透露説，“以前承包價格是每年每畝500元，外地老闆想續租，於是願意提高租金到580元/畝。後來周添來橫插一杠説，他也要租，同樣開價580元/畝，村裏最終和他簽定了10年的承包合同。”

　　這片地旋即被周以850—1080元/畝的價格，分別出租給了廣西等地的代耕農。一位來自南寧的菜農告訴記者，他以1000元/畝的價格向村幹部租下了其中的40多畝，租期三年。

　　來自梁化鎮農辦的資料顯示，在今年申領種糧補貼的人員名單中，這些代耕農的名字均在列。不過記者遍尋多位代耕農，他們都説，從未拿過補貼。村委委員、文書周峻仁向記者證實，村委會的帳上只負責收這900多畝蔬菜基地的管理費，“按15元/畝收，也沒有種糧補貼入帳。”

　　如此算來，光蔬菜基地一項，來哥就已進賬頗豐。“種糧補貼，加上租金差價，每年少説也有好幾十萬。”

　　記者手記

　　“邵記者，你真的沒被抓嗎？”

　　吃新聞飯三週年，剛好趕上第三次進齊眉塘村。沒想到再次見面，村民以這句話問候我。

　　對於來哥原創的“邵記者受賄被抓一事”，我並不著急辟謠，只是建議他們有空多看看南方農村報，因為在過去兩年時間裏，邵記者從未離開。

　　採訪齊眉塘村三次，卻只見過來哥一次，但僅此一次，印象卻十分深刻。還記得第一次採訪回來後，他打電話説要跟我“溝通”，這一聊竟是四個多小時。他談得最多的，是他的新農村建設藍圖。而我少數幾次能插進話的，卻都跟法律問題有關。我並不對他的經營策略作任何臧否，唯一提醒的是要堅守法律底線。2007年3月，我第二次進村，這是第一次見到他本人。沒想到，他依舊固執地要説服我，村裏一些老黨員、老幹部甚至還有他讀中小學時的老師更是坐滿了他家客廳。“添來是個好同志”、“添來做事也有他的難處”，都是他們迫切希望我認同的。

　　按計劃第二天我要趕往其他地方採訪，來哥卻依舊不放。當天晚上，他在我住的酒店，一直聊到一點多。期間，他客氣地塞過一個厚厚的信封，被我當場拒絕。而後他又很誠懇地問，記者待遇怎麼樣，能否來當地給他幫忙，待遇好説等等。我回答，不管待遇如何，我還是喜歡做記者。不過我答應有空給他寄送一些關於新農村建設的材料。

　　2008年6月，我換了手機號碼，還丟了一次手機，至此跟來哥失去了聯絡。想來，由於有村民表示要再找記者曝光，來哥那個“邵記者被抓”的版本應該就創作于那段時間。

　　在兩年前的博客裏，我曾這麼寫到：“作為商人，他對政府運作邏輯的批評是深刻的；作為村官，他對農民陰暗心理的體察也是深刻的。他就是這樣多棲，像官非官，像商非商，像農非農……這該是他們這一代某類人的共有特徵吧！”　　

責編：彭偉